奥沉默了。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施密特煮的咖啡比雅各布的好喝——不是因为他技术好，而是因为他放了很多糖，甜得发腻。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帝国没钱，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新建筑？”
“为了面子。”
“面子能当饭吃？”
“不能。但有些人就靠面子活着。”
莱奥没有回答。他看着海面上的月光，心里想着伊洛娜。她说过，她对着电话喊了他的名字。虽然他知道那只是一台没有连线的机器，但他还是觉得，那一声喊，穿过了空气，穿过了山川，穿过了几百里的距离，落到了他的耳朵里。
“施密特，”他说，“如果有一天电话拉到了的里雅斯特，你会给谁打？”
“给我妈。”
“你妈在哪？”
“在林茨。”
“她还好吗？”
“不知道。很久没写信了。”
“为什么不写？”
施密特低下头。“不知道写什么。写‘我很好’？那是谎话。写‘我不好’？她担心。”
莱奥看着他。“你跟我一样。”
“哪里一样？”
“都不会写信。”
施密特笑了。“对。我们都不会。但伊洛娜会。雅各布会。他们会替我们写。”
他们坐在围墙上，喝着咖啡，看着月光。
远处，一艘军舰鸣笛，声音在夜风中飘散，像一声叹息。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伊洛娜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稿纸。她在写一篇关于“电话”的报道——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人文性的。她写电话将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如何缩短距离，如何让分离的人不再分离。
她写道：
“电话不是机器。电话是一座桥。桥的两头，站着两个想说话的人。他们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对方。声音比文字更近，比见面更远。声音是介于‘在’与‘不在’之间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所有人都能通过电话连接在一起。那时候，帝国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声音的网。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把所有人裹在一起的网。”
她写完最后一句，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已经快亮了。她写了一整夜。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五下，沉闷而缓慢。
她忽然想给莱奥打电话。
但电话还没有拉到的里雅斯特。
即使拉了，她也不知道他的号码。
即使知道号码，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想你”？太轻了。
说“我爱你”？太重了。
说什么？
什么都不说。只是听他的呼吸。
她闭上眼睛，想象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手里拿着一杯苦咖啡，不说话，只是听。
她在心里说：“莱奥，你听到了吗？”
没有人回答。
但她觉得，他听到了。
八月初，雅各布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马萨里克从布拉格写来的，很厚，有七八页。马萨里克在信中说，他的书《捷克问题》的第二版已经在维也纳秘密印刷了，印了五百本，大部分已经偷偷运进了捷克。警察在追查印刷厂，但印刷厂的老板跑路了，没有留下线索。
“雅各布，”他写道，“谢谢你帮我找到那个不怕事的印刷厂。虽然老板跑了，但他的工人还在。他们愿意继续印。只要有人愿意写，就有人愿意印。
这个世界还没有烂透。”
雅各布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纸和笔，给马萨里克写回信。他只写了一句话：
“只要还有人愿意喝咖啡，这个世界就不会烂透。”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
信掉进邮筒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
很轻。
但他觉得那声音很重。
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里。
涟漪会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也许能到布拉格。
也许能到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