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火车回去，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她想起上次回家时，母亲在厨房里做饭的样子——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头发有些乱了，但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她想起母亲烧掉她稿纸时的样子——手在发抖，但没有哭。她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你像你父亲。”
母亲没有说“你像我”。
也许在母亲心里，“像父亲”是一种夸奖，“像母亲”是一种悲哀。
她到医院的时候，母亲正躺在床上。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白色的墙。母亲的脸也是白色的——不是那种健康的白色，而是那种失去了血色的、像纸一样的白。
“妈。”伊洛娜坐到床边，握住母亲的手。
母亲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然后笑了。
“你来了。”
“我来了。”
“瘦了。”
“您也是。”
母亲咳嗽了几声，然后闭上眼睛，像是在积蓄力气。
“伊洛娜，”她终于说，“你恨我吗？”
“不恨。”
“真的？”
“真的。”
“你骗我。”
“我不骗您。”
母亲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你小时候，我对你太严了。不让你出去玩，不让你看闲书，不让你跟男孩子说话。你以为我不爱你。其实我是怕。”
“怕什么？”
“怕你跟我一样。”
“跟您一样怎么了？”
母亲沉默了几秒钟。“跟我一样，嫁一个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不快乐的日子。”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
“妈，”她说，“您不快乐吗？”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说不清的表情。
“妈，您回答我。”
“不重要了。”母亲的声音很轻，“重要的是，你不要像我。”
伊洛娜握住母亲的手，把脸埋进床单里。
她哭了很久。
母亲没有再说话。只是用那只瘦削的、布满青筋的手，轻轻抚摸着伊洛娜的头发。
一下，一下，又一下。
像小时候一样。
雅各布在八月中旬遇到了一个难题。
保罗的孤儿院要搬家了。不是搬到别的地方，而是搬到维也纳郊外的一栋新楼里。新楼更大、更干净，但更远——坐马车要一个小时。
“以后看保罗就不方便了。”费伦茨说。
“我知道。”
“那你还去吗？”
“去。”
“每周都去？”
“每周。”
“那你的生意怎么办？”
“让保罗来咖啡馆。修女们每周可以带他来一次。”
“修女会同意吗？”
“我去谈。”
雅各布去了圣安娜孤儿院，跟院长谈了整整一个小时。院长起初不同意，说“教规不允许孩子经常外出”。雅各布说：“教规也不允许孩子饿死，但你们还是让他们喝稀粥。”院长的脸色很难看，但最终让步了——每周六下午，修女可以带保罗来咖啡馆待两个小时。
“但有一个条件，”院长说，“你不能教他犹太教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教。我只教他认字。”
“认字可以。但不能读犹太人的书。”
“我读的是德语书。德语书是犹太人的吗？”
院长没有回答。她只是挥了挥手，让他走了。
雅各布走出孤儿院的时候，阳光很烈。他眯着眼睛，看着天空，忽然觉得天很高，很远，像一只倒扣的巨大的碗。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保罗长大。
但他会撑。
撑到撑不住为止。
莱奥在八月底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信很短：
“莱奥：
我母亲病了。我在布达佩斯。
海还是好看吗？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走到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
海还是好看的。但今天他看不进去。
他想起伊洛娜在火车站离开时的背影。她提着一个皮箱，穿着一件灰色的连衣裙，头发被风吹散了，没有回头。
他当时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现在他想说，但她在很远的地方。
他拿出纸和笔，写回信：
“伊洛娜：
海还是好看的。但你不在这里，好看也没什么用。
希望你母亲早日康复。
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去布达佩斯。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走到邮局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从身边走过。孩子很小，大概一岁左右，正在睡觉，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天真的表情。
莱奥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她嫁给了赫尔曼·贝克尔，那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她说不爱他，但也不恨他。她说活着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不那么痛苦。
他不知道母亲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已经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
不是因为他忘了，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写什么。
写“我在的里雅斯特很好”？那是谎话。写“我想你”？那是假话。
他什么都不写。
但不写，不代表不想。
他站在邮局门口，想了很久。
然后他走进去，买了一张邮票，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只有一句话：
“妈，我很好。不用担心。”
维也纳的夏天快要结束了。
风开始变得干燥，树叶的边缘开始发黄。街上的孩子们开始准备新学期的书包——虽然很多孩子没有书包，也没有学校。
雅各布的咖啡馆里，那束花早就扔了，但空瓶子还在柜台上。费伦茨问过几次“这破瓶子留着干什么”，雅各布每次都说“有用”。
但有什么用，他从来没有说。
也许他只是喜欢那个瓶子。
也许他只是喜欢“空”的感觉。
空，意味着还可以装东西。
空，意味着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