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怕也要写。”
“为什么？”
“因为，”马萨里克放下杯子，“如果我不写，就没有人写了。”
雅各布沉默了。他想起保罗——那个七岁的、不说话的孩子。他也想起马萨里克——这个三十多岁的、不肯离开维也纳的教授。
一个是为了活着。一个是为了信仰。
他不知道谁更勇敢。
“托马斯，”雅各布说，“那个穿皮草的女人，还在找你吗？”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
“也许她放弃了。”
“也许。”马萨里克站起来，“但我不赌‘也许’。我会小心。”
“你去哪？”
“回布拉格。书在那里写，比在维也纳安全。”
雅各布伸出手。“保重。”
马萨里克握住他的手。“你也是。还有，谢谢你的咖啡。”
“不客气。下次来，我会煮得更好喝。”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马萨里克笑了，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雅各布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帝国虽然烂，但还是有一些好人的。
只是好人活不长。
伊洛娜在四月中旬接到了一项新任务：采访维也纳市长。
不是她主动要求的，而是贝尔塔指定的。
“你是贵族出身，市长不会拒绝你。”贝尔塔说，“而且你是女人，市长不会把你当回事。不当回事，就会说真话。”
“您是想让我套他的话？”
“不是套话。是让他自己说出真相。”
伊洛娜不太明白，但她还是去了。
市长办公室在市政厅的三楼，一间装修考究的大房间，墙上挂着皇帝的画像和一面巨大的奥地利国旗。市长叫卡尔·冯·费尔斯，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脸上永远挂着笑容——那种政客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笑容。
“拉科齐小姐，”市长握住她的手，“久仰久仰。您父亲还好吗？”
“还好。”
“请坐。喝茶还是咖啡？”
“茶。”
市长倒了两杯茶，坐到她对面。
“您想采访什么？”
“失业问题。”
市长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重新绽放。“失业问题，我们正在解决。政府已经拨款……”
“拨款多少？”
“这个……具体数字我需要查一下。”
“我查过了。政府拨款是五十万福林。但维也纳的失业工人有将近五万人。每人分不到十个福林。十个福林能活多久？”
市长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拉科齐小姐，您是在质问我吗？”
“不是质问。是在问事实。”
市长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
“事实，”他说，“事实是，我们没有钱。股市崩盘后，税收减少了三分之一。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让人们饿死。”
“那您做到了吗？”
“做到了。去年冬天，没有人饿死。”
“有人自杀了。”
市长转过身。“那不是饿死的。”
“但也是因为穷。”
市长沉默了。他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近乎冷静的、审视的光芒。
“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他说。
“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他是一个好人。但太固执。”
“我也是。”
市长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不想让您做什么。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有人在看。”
“看什么？”
“看您做得好不好。”
市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回桌前，坐下来，端起茶杯。
“拉科齐小姐，”他说，“你是一个危险的记者。”
“我只是一个写真相的人。”
“真相会害死你。”
“也许。但谎言会害死更多人。”
市长没有再说话。他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看着窗外。
伊洛娜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她走出市政厅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
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然后她掏出笔记本，开始写。
莱奥在四月下旬收到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
不是雅各布的，不是施密特的，不是男爵的。
是伊洛娜的。
他不知道她怎么弄到他的地址的。也许是通过军事学院，也许是通过别的渠道。但他不在乎。他只知道，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伊洛娜·拉科齐的信。
信写得很短：
“莱奥：
我在《新自由报》当记者了。
写了一些报道，有人支持，有人骂。但我不在乎。
你还在的里雅斯特吗？海好看吗？
我还没看过海。总有一天要去看。
伊洛娜”
莱奥读了三遍，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他走到炮台的围墙上，面朝大海，看着远处的海平线。
海很好看。但他说不出哪里好看。也许是因为它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的烦恼。也许是因为它深，深到看不见底。也许只是因为，它是海。
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伊洛娜：
海很好看。
但你来了，会更好看。
莱奥”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然后他想了想，又在信封背面加了一行字：
“的里雅斯特的春天很短。要来就快来。”
他走到邮局，把信寄了出去。
走出邮局的时候，阳光很暖。
他忽然觉得，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