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李长官指挥的，侬晓得伐？”
“哪能勿晓得！阿拉阿哥就在第五战区。”
旁边一个卖报的报童举着《星岛日报》号外，头版印着电影海报——“血战台儿庄，今日公映”。
戏院里灯暗下去时，嘈杂的人声像被一刀切断了。
银幕上，蒸汽机车的白烟涌出来，弥漫了整个画面。
德公走下火车，一个头上缠绷带的伤兵挣扎着想站起来，他按住了伤兵的肩膀。“坐着说。”
黑暗中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不是因为这个镜头有多震撼，是因为他们见过这样的长官。
或者听说过，从粤省来香江的人，很多人心里都存着几个名字。
德公是其中一个。
影片放到临沂。
张自忠的部队在雪地里急行军，庞炳勋在阵地上拿着电话喊“张军长你到哪了”。
援军从山坡上冲下来时，戏院里有人鼓掌。
不是那种礼貌性的鼓掌，是真的在拍手。
放完之后又觉得不好意思，手悬在半空，慢慢放下了。
放到敢死队摔碗那一段时，戏院里安静得只剩下银幕上的碗碎声。
几十块银元滚过青石板，叮叮当当，没有人弯腰去捡。
香江的观众见过钱，这条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都在为钱奔命，但他们也见过不为钱的人。
在银幕上，在记忆里，在他们离开内地时回头看见的最后一眼里。
片尾名单升起来时，戏院里没有一个人动。
三千七百二十一个名字，一个接一个，无声地、缓慢地升过银幕。
有些名字是完整的，有些只有一个姓，有些连姓都没有，只写着“无名氏”。
名单升了很久。
灯亮了。没有人站起来。过了很久，后排有人鼓了掌。
然后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掌声不响，但持续了很久。
不是喝彩，是一种回应——你们拍了，我们看见了。
散场后，金声戏院门口的人群迟迟不散。
几个上海裁缝站在骑楼下面，谁也没说话。
刚才鼓掌的那个人掏出手帕擦眼镜，擦了又擦，镜片上明明没有雾。
报童还在吆喝，这回卖的是晚报，头版登着《血战台儿庄》的影评。
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买了一份，站在路灯底下看。
影评的标题是——“十七年了。”
他看完这三个字，把报纸折好，夹在腋下，慢慢走进弥敦道的人流里。
霓虹灯亮起来了。
香江的夜照常开始。但这一夜，很多人心里多了一样东西。
说不清是什么，但知道它在那里。
第二天，《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都发了影评。
其中一篇写道：“南华国拍了一部我们该拍的片子。他们替我们记得，替我们说了。说给谁听？说给活着的人听。说给死去的人听。说给以后的人听。”
另一篇写得更短：“看完出来，站在弥敦道上看了一眼天。台儿庄的天，和这里的天，是同一片天吗？”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但买票的队伍从金声戏院排到了佐敦道，加场，再加场。一天三场，四场，五场。
邵老六站在戏院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排队的人，对身边的经理说了一句：
“去把利舞台也腾出来。这片子，一个金声不够放。”
香江不大，但那一仗，有人替他们记着。
记在南华的胶片上，放在香江的银幕上，映在几百万人的眼睛里。
升龙城，凉茶铺，阿强又来了。
今晚不是他一个人，他带着儿子来的。
儿子十五岁，念中学二年级。
阿强把儿子按在竹椅上，对阮伯说：“阮伯，给他也来一碗。不放糖。”
儿子皱着脸喝完了一碗二十四味，苦得直吐舌头。
阿强严肃道：“记住这个苦。明天带你去看电影。看完了，你就知道这碗凉茶不算苦。”
儿子仰头看他：“什么电影？”
“《血战台儿庄》。”
儿子没听懂，但阮伯听懂了。
他把茶壶放回炉子上，添了一勺炭。
炉火映在他脸上，一明一暗。
三十块一张票，一天三百万人次。
有人愿意花这个钱，有人愿意排这个队。
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记住，记住那些写在名单上的名字，记住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记住那片麦田下埋着的子弹。
记住这碗凉茶的苦，记住那一仗是谁打的，记住拍那一仗的人是谁，记住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