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下面是图纸。一沓一沓的，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脆了，一碰就断。傅征换了一根新的，重新捆好，先在笔记本上记：图纸，约一百三十张，铅笔、钢笔、蓝图纸，尺寸不一。
然后他翻开最上面那张。看不清。
不是图纸模糊，是内容他看不懂。
曲线、数字、箭头、标注，密密麻麻，像另一种语言。
他看了几秒，翻过去，看第二张。
还是看不懂。
第三张，一样。
他把图纸放在一边，拿起下面的东西——
一本笔记本，封面磨损，边角卷起，翻开第一页。字迹工整，钢笔，蓝色墨水，右上角写着一行日期：1961年4月。
不是高澜的字。
高澜的字他见过，潦草，有劲，像刀子刻的。这个字迹端正、清秀，一笔一划都不敷衍。
他往后翻了几页，在一段文字旁边看到了另一个人的笔迹——铅笔，很小，歪歪扭扭，像是小孩趴在桌上写的，只几个数字，抄的。
旁边有个大大的红勾，打勾的人大概在夸她。
傅征的笔尖顿住了。他的目光在那行歪歪扭扭的数字上停了几秒。没人教她，她自己学的。那时候她几岁？三岁？四岁？
他翻回扉页，看了一眼那个名字——陈淑君。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照片旁边，拿起笔，在登记本上写：陈淑君手稿，笔记本一册，1961年至……
年份没写完，笔停了。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
门被推开了。没敲门，直接推的。整个军区敢这么进他办公室的人不多，傅正红算一个。
她端着一个搪瓷杯，杯里冒着热气，走进来，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东西，又看了一眼傅征的脸色，没说话，把搪瓷杯放在桌角，在对面坐下来。
傅征睁开眼，没看她。
“傅少校这是在暗自伤神吗？”傅正红开口，语气和平时一样平，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傅征没接话。
但她知道他听见了，他不想谈这事。她也不急，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停了一下。
“1956年。”她说，“这张照片我有印象，那年我刚进研究所。高远山和陈淑君从北京调过来，带着一箱图纸。那时候他们刚结婚。”
这是他们在北京结婚时的纪念照。
她放下杯子，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几秒，放回去。
“高远山话少，跟承阙一个样。淑君爱笑，我们常说她笑起来真好看。她就说‘好看什么，也就是牙白’。”
傅征的嘴角动了一下，很轻，但傅正红看见了。她不再说了。
傅征坐直了，把那张图纸拿过来，推到她面前。
“这个，帮我看一下。”傅正红接过去，只看了一眼，就把图纸放下。
“28号任务的方案论证报告，这是高远山的草图原件，不是复写本。全所独一份。当年定方案的时候，争议很大，吵了三天。最后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她指了指图纸角落的一行数字。
“这行，是他改的。原来的方案过不了热试验，他熬了三个通宵，算出来的。”
她把图纸轻轻推回来。
“没有这行数字，就没有后来的28号。”
傅征低头看着那行数字，钢笔，蓝色墨水，写得很用力，纸背面都凸起来了。他沉默了几秒，把图纸翻过去，在背面找到了那个名字——高远山。
他拿起笔，在登记本上写：高远山手稿，28号任务方案论证报告，草图原件，一页。
写完，他把图纸放在“已登记”那一摞的最上面，和那张照片并排。
傅正红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那个搪瓷杯，看着傅征一件一件地登记。
她偶尔开口说一句，“这个是高远山的字”，“这个是淑君的实验记录”，“这批是28号任务工作进程报告，和一些日常的工作总结，只是后来他们牺牲了，项目停滞了。”
她没说“可惜”，没说“如果”，只是在陈述当年的事实。
傅征也不接话，她说什么他记什么，笔尖走得很快，字迹比平时工整。夜里十一点的时候，箱子里还剩最后几样东西。
压在箱子最底下的——
一张发黄的立功喜报，一枚旧勋章，一封追授功绩的信，还有一张满是泪痕的信笺。
纸张不大，叠了两折，边角起了毛。傅征拿起来的时候，手顿了一下。他认出了那个字迹。是高澜的。
他打开那张纸，看着上面苍劲有力的字迹。
泪痕在上面荡开，干了一圈又覆盖另一圈。傅征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轻轻折好，放进一个单独的文件袋里，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高澜。
不是编号，不是归档，就是她的名字。
窗外，夜已深了。
远处山梁上，瞭望塔的灯还亮着，一整夜没灭。
傅征把登记本合上，把那一摞“已登记”的文件码齐，装进档案袋，封好，动作不急不慢，和平时一样。
但他站起来的时候，背脊明显比之前更加硬朗了几分，父亲说的对——
她那样骄傲的人，怎能允许别人时刻惦记着她过去那点创伤，替她扫平未来一切障碍，才是他应当去做的。
傅正红也站起来，拿起那个搪瓷杯，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档案已经整理好了，该查的就查，该办的就办。”她顿了一下，“至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