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点了点头。
洪堡闭上眼睛，像是累了。弗里德里希坐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站起来，转身要走。
“弗里茨。”
他回过头。
洪堡睁开眼睛，看着他。
“那本书，费希特的那本，还在吗？”
“还在。”
“留着。等那一天。”
弗里德里希点了点头，轻轻带上门。
四
一八二六年春天，洪堡走了。
葬礼很简单，只有几十个人来送他。弗里德里希站在墓前，看着那口棺材慢慢放下去，心里空落落的。
施泰因走了，费希特走了，沙恩霍斯特走了，洪堡也走了。当年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
他摸了摸怀里的那本书——费希特的原稿。书页已经发黄，边角有些磨损，但那些字还清清楚楚的，是费希特亲手写的。
“留着。等那一天。”
那一天，还要等多久？
他不知道。
五
那年夏天，约翰·韦伯又来了。
他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睛还是亮亮的。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笑呵呵的。
“瓦尔德克先生，我又来了。”
弗里德里希请他进来。韦伯坐下，把篮子放在桌上——还是那些酒，那些土特产。
“生意怎么样？”
韦伯叹了口气。
“老了，跑不动了。这次是最后一次来柏林。以后让儿子跑。”
他看着弗里德里希。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跑了三十年的买卖，见过的事多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什么事？”
韦伯笑了笑。
“一八一六年，我第一次来你办公室，一肚子怨气。你给我减免了过境税，还说了那句话：‘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被死规定憋死。’”
他顿了顿。
“后来我跟很多商人讲这句话。他们有的信，有的不信。但不管信不信，他们都记住了。因为你是第一个真正办事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摇了摇头。
“我不是第一个。很多人都在做。”
韦伯笑了。
“也许吧。但我只认识你。”
临走前，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弗里德里希。
那是一个小本子，破破烂烂的，封面都磨破了。
“这是我的账本，三十年的。上面记着我跑过的每一趟买卖，经过的每一个关卡，交过的每一笔税。我想，也许你们做事的那些人，用得上。”
弗里德里希接过那个账本，翻开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一个南德商人三十年的奔波。
他抬起头，看着韦伯。
“谢谢。”
韦伯摆摆手。
“谢什么。该我谢你才对。”
他转身走了。
弗里德里希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六
那年秋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一封从南边寄来的信。
信是汉斯写的，很短：
“弗里茨：
好久没写信了。南边的事越来越复杂，但有人在做事。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商人们闹着要加入关税同盟，奥地利那边急得跳脚，但拦不住。梅特涅老了，他的那一套快玩不转了。
我还活着。还在等。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秋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河面飘着落叶，一片一片的，慢慢流向远方。
他想起汉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那件旧军大衣，站在柯尼斯堡的酒馆门口。想起他说的“我会回来的”。想起他从俄国走回来的那个冬天，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还在等。还在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那一天”。
七
那年冬天，弗里德里希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点起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八年的本子。
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有些页被水渍浸得发黄。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烛光下写字：
“一八二六年十二月
洪堡走了。费希特走了。施泰因走了。沙恩霍斯特走了。当年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
但还有人在。汉斯还在南边。韦伯跑不动了，但他儿子会接着跑。卡尔还活着，虽然他已经不再想那些问题了。
所罗门在巴黎写信来，说那本书还在传。有人在读，有人在抄，有人在偷偷地讲给别人听。
博尔西希的工厂在造蒸汽机。纽伦堡的商人想加入我们的同盟。黑森-达姆施塔特也在暗中接触。
一切都在变。变得很慢，但确实在变。
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永远等不到。
但我还记得洪堡说的那句话：‘只要还有人记得，那团火就灭不了。’
火还在。在我这里。在汉斯那里。在所罗门那里。在韦伯的账本里。在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那里。
这就够了。”
他合上本子，吹灭蜡烛。
窗外，月光很亮。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一八二六年的冬天，就这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