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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小组第一次活动，就在王老师家那间简陋的堂屋。
统共来了七个人。
除了陆怀民和晓梅，还有三个插队的知青——两个上海来的，一个首都来的，都在村里待了四五年了。
另外两个是村里读完高中的年轻人，一个在队里当记分员，一个在小学代课。
两张方桌拼在一起，大家挤坐在四周。煤油灯不够亮，王老师又点起几截蜡烛。
陈卫东站在前面，手里拿着粉笔，却没有黑板。
他想了想，转身从灶膛里摸出一块烧黑的木炭，在墙上刷过石灰的地方写起来。
“同志们，”他转过身，声音有些激动，“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是因为一个好消息：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就要恢复了！”
屋里很安静，只有蜡烛燃烧的噼啪声。
“我知道，大家白天下地已经很累了。我知道，很多人家境困难，买不起书，交不起报名费。我也知道，有人会说，咱们农村人考什么大学，面朝黄土背朝天，老老实实种地，才是本分。”
陈卫东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
“但我想说，知识不是城里人的专利，改变命运的机会，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现在机会来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一个上海知青站了起来。他叫李文斌，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
“陈老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我已经五年没碰过书了。我爸妈都是教师，他们临走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上大学。可是这些年，我差点连字都快忘了怎么写了……”
他说不下去了，摘下眼镜，用力抹着眼睛。
那个首都知青赵援朝接着说：
“我插队的时候带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要求上交，但我还是偷偷留了这么几页，”
他说：“那几页，我一直留着。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拿出来看看……总觉得，字还在，书就还在，家就还在。”
赵援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片残破的纸，上面印着模糊的字迹。
陆怀民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前世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过关于1977年高考的数据，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远不如眼前这些鲜活的面孔来得震撼。
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但这群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依然渴望开花结果。
“大家别灰心。”陈卫东深吸一口气，“从今儿起，咱们一块儿复习。我教数学和物理，王老师教语文和政治。咱们互相搀扶着，互相鼓着劲，成不成？”
“好！”七个人的声音汇在一起，不大，却坚定。
陆怀民这时开口道：
“其实咱们都有底子，忘了，捡起来就是。我有个想法——咱咱们别一页页从头啃书，那样太慢。不如先把每科最要紧的公式、定理，像捋线头一样捋出来，背熟了、扎根了，再回头做题。遇到卡壳的，就知道该往哪儿找补。”
这法子，在后世叫“框架式学习”。但在1977年的乡下，听着格外新鲜。
陈卫东想了想，点头：“有道理！就像盖房子，先立柱搭梁，再砌砖铺瓦。”
“那……怎么整理呢？”晓梅小声问。
陆怀民拿起铅笔，在草纸上边画边说：
“比方说数学，核心就几大块：代数、几何、三角函数。代数里关键是方程和函数，几何里重点是三角形和圆……”
他开始在草纸上画思维导图——当然，他画得很朴素，只是一个简单的树状图。但即便如此，这种系统化的梳理方式，还是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
“这个好！”李文斌凑近细看，“心里一下子就有谱了。”
“怀民，”陈卫东看着他，有些惊讶，“你这是……自己想的？”
陆怀民坦然道：“不是。以前在镇上书店翻旧杂志，看到有文章介绍苏联的学习方法，就记住了。”
这是真话——他前世确实在文献里看过苏联教育方法的研究。只不过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陈卫东不疑有他，反而更加欣赏：“果然，爱学习的人到哪里都能找到方法。”
那天晚上，大家按照陆怀民的方法，开始梳理各科知识框架。
煤油灯燃尽了一盏，又添上一盏。
墙上的影子随着火光摇曳，长长短短，像一群在知识的迷宫中摸索的旅人。
陆怀民穿梭在他们中间，解答问题，指点思路。
他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水平”：太简单的题，他装作思考一会儿再解；有难度的题，他引导对方一步步推导，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
只有在没人注意时，他会快速翻过书页，目光扫过那些早已熟记于心的公式，然后合上书，继续扮演那个“刚刚开窍”的农村青年。
活动结束已是深夜。
陆怀民送陈卫东到村口。
月光很好，把土路照得发白。
“怀民，”陈卫东推着自行车，忽然说：
“你知道吗？我父亲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他未完成的论文，写他想教给学生的话。”
他停住脚步，抬头看月亮。
“后来他走的时候，手中还拿着笔。我母亲说，他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卫东，书要读下去。”
陆怀民默然，只觉夜风微凉，拂过脸颊。
“所以你看，”陈卫东转过头，眼镜片在月光下反着光，“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没能读到书的人，为了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
陆怀民喉头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
“怀民，”陈卫东突然话头一转，“你想过没，要是真考上了，往后学啥？”
陆怀民顿了顿。
前世他在农技站一直干到四十多岁，通过自学拿到了在职研究生学历，捣鼓出好些专利，最后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调到省里的农职院当教授，没过几年就退休了。
现在是1977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工科吧。”他说，“国家要建设，需要工程师。”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卫东点头，却又道：
“但我父亲生前说，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技术，还要有人文精神。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既有强大的工业，又有繁荣的文化，那才叫真正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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