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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叫第三遍时，林逸屋里的灯还亮着。
桌上摊满了纸——从村委会要来的空白稿纸、镇上买的经济合同范本、还有从网上打印下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条文，字印得密密麻麻，边角都磨毛了。
他握着一支铅笔，笔尖在纸上悬了很久，落不下去。
窗外天色青灰，晨雾像牛奶一样漫进院子，淹过门槛，在桌角洇开一片湿痕。黑子趴在脚边打盹，呼噜声一起一伏。
“第一条……”林逸终于写下三个字，又停住。
怎么写？
写“本社坚持共同致富原则”？太虚。
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又太生硬。
他放下笔，揉了揉眉心。茶已经凉透了，杯底沉着茶叶梗子，像些缩小的枯树枝。
门吱呀一声开了。
苏婉清端着碗粥进来，碗还冒着热气：“又是一宿没睡？”
“睡不着。”林逸接过粥碗，粥是小米的，熬得稠，面上浮着一层油亮的米油。他喝了一口，胃里暖和起来。
苏婉清在对面坐下，拿起那些纸看。晨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她侧脸上，睫毛在脸颊投下细密的影子。她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偶尔用指尖在某行字下面轻轻划一道。
“这里。”她点着合同范本上的一行小字，“‘违约责任’这块，写得太简单。真要有人违约，扯皮都扯不清。”
林逸凑过去看。那行字写着：“若一方违约，应赔偿对方损失。”
“那该怎么写？”
“得具体。”苏婉清从笔筒里抽出支红笔，在旁边空白处写，“比如，社员私自将合作社统一收购的产品卖给外人，怎么罚？泄露技术秘密，怎么赔？退出机制怎么定？是随时能退，还是得分季节？退了股金怎么算？是原数返还，还是得扣管理费？”
她写一句，林逸心里就紧一下。
这些问题，他一个都没想过。
“还有这个。”苏婉清翻到另一页，“‘盈余分配’只写了按股分红。那技术入股怎么算？王铁柱管安保，算不算技术？刘晓雨将来搞研发，她的成果怎么折股？你那些……那些特殊的水，又怎么计价？”
林逸哑口无言。
他以为起草章程就是写几条规矩，大家按规矩办事。现在才知道，规矩背后是利益，利益背后是人情，人情背后是人性。
“慢慢来。”苏婉清把红笔放下，“先把框架搭起来，细节可以慢慢补。但有几条必须写清楚——合作社干什么，怎么干，赚了钱怎么分，出了问题谁负责。这几条定了，别的都好说。”
林逸点点头，重新拿起铅笔。
这一次，笔尖落下去顺了些。
早饭过后，老村长来了。
老人背着手，踱进院子，先看了眼桃树，又看了眼鱼塘——塘水已经换过，新放的鱼苗还没巴掌大，在水里游得欢实。
“水清了。”他说。
“清了。”林逸搬出两个小凳，两人坐在屋檐下。
老村长从怀里摸出烟袋，慢悠悠地填烟丝，点火，吸一口，吐出青灰色的烟圈。烟圈在晨光里慢慢散开，像些透明的圈套。
“章程写得咋样了？”他问。
“刚起头。”林逸把稿纸递过去。
老村长接过来，从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看得仔细。看了足足一炷香时间，才摘下眼镜，把纸递回来。
“写得太细。”
“细点不好？”
“细了，容易绊脚。”老村长敲敲烟袋，“咱村里这些人，认字的不多，认理的更少。你写一堆条条框框，他们看不懂，也不爱看。得简单，得实在，得让他们一听就明白——入了社，能得啥好处，要担啥责任，完了。”
林逸想了想，是这个理。
“那您说，该怎么写？”
老村长又吸口烟，眯着眼看远处的山：“头一条，得写明白，合作社是大家的，不是你林逸一个人的。赚了钱，大家分；赔了钱，大家扛。”
“第二条，进出自由。想入的，写个申请，大伙儿评议。想出的，提前说，该给的给，该扣的扣，不拖不欠。”
“第三条，”他转过头，看着林逸，“你得起头，但不能独大。得有个议事会，大事小事，大伙儿商量着来。你是社长，但社长得听议事会的。”
林逸把这些话记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工整。
“还有吗？”
“有。”老村长站起身，烟袋锅子在地上磕了磕，“最重要的一条——别指望所有人都跟你一条心。有人图利，有人图名，有人就是凑热闹。章程写得再好，也管不住人心。你得有这个准备。”
说完，他背着手走了，佝偻的背影慢慢融进晨雾里。
林逸坐在那儿，看着手里的纸。
纸上那些字，忽然变得沉甸甸的。
下午，林逸去了村东头的晒谷场。
场子是老辈人打谷用的，现在荒着，长满野草。他把王铁柱、刘晓雨、李薇薇都叫来，还有村里几个说得上话的——翠花婶、九叔公、开小卖部的张婶、养蜂的老赵头。
十几个人，或站或坐，围成一个圈。
林逸把连夜改好的章程念了一遍。念得很慢，每念一条，就停一停，看大家的反应。
念到“按股分红”时，翠花婶眼睛亮了：“就是说，我入一股，年底就能分钱？”
“得赚钱才能分。”林逸解释，“赔了就不分。”
“那肯定得赚啊！”翠花婶拍大腿，“有你林逸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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