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可比你个人出彩更重要。”
杨丽华又看向杨大强：
“爸，您也是。没事儿的时候，给大家伙多念念报纸。您是老工人，资历深，您说话，大家愿意听。”
杨大强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点点头，不就是在车间念报纸吗，这有啥难的。
杨丽华最后看向苏美兰：
“妈，你们食堂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多给大家说说。还可以说说怎么处理家庭的事儿，我可是听张大妈说，我们家可是家属院里出了名的和谐家庭。”
这话，苏美兰更是没明白杨丽华什么意思，但和杨大强一样，都点着头。
次日上午，杨丽华早早来到办公室。
她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桌前，把昨天调研的情况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等李建国推门进来，她已经理清了思路。
“李科长早。”杨丽华站起身打招呼。
李建国点点头，放下包，坐到座位上：
“丽华同志，昨天跑了一天，感觉怎么样?”
杨丽华在他对面坐下，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昨天在各个厂看到的情况简要汇报了一遍。
纺织厂落实到位，毛巾厂、服装厂也不错，但食品厂的问题她点得比较重。
李建国听完，点点头：
“食品厂那边，你写个情况说明，回头我让人去跟他们谈。”
杨丽华应下，但没有就此打住。她顿了顿，又开口：
“李科长，我有个想法，想跟您探讨一下。”
李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说。”
杨丽华随后给李建国倒好热水，斟酌着措辞：
“昨天跑了一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央的政策当然都是好的。
但真的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光靠咱们这些当干部的一遍遍在工人同志、农民同志耳边唠叨，效果到底能有多少?
被动的接收肯定不如主动的来看。”
李建国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
“你接着说。”
杨丽华继续道：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要真切地领悟咱们这些条例或者政策，是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的。
里面的每个字，大家可能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大家可能就拿不准了。”
她顿了顿：
“我就想着，何不如咱们把这个条例明文，换一种方式让大众知道。”
李建国点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认同：
“你说的这个点，确实是个问题。这些政策是关系到每个老百姓身上的，但不能否认，大部分人其实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杨丽华见他认可，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李科长，我想借着这次机会，尝试用表演或者歌唱的形式，把这些政策内容通俗化、形象化，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她看着李建国的眼睛：
“比如，把‘七项制度’编成快板，把‘岗位责任制’演成小戏，把‘安全生产’唱成歌。老百姓爱看热闹，听着听着，记着记着，意思就明白了。”
李建国听完，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然后他笑了：
“丽华同志，你这个想法不错，这跟你前两年在纺织厂组织的那个安全宣传一样的手法。”
杨丽华点了点头。
“宣传工作，不能老是板着脸说教。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方式。这个思路，对的。
这样，你把你这个想法写成方案，到时候咱们拿到部里讨论讨论。”
毕竟这个政策条例和之前的安全宣传又不一样。
这个东西，一个字用词不对，就能造成巨大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