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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还在下。
不是来时那种急促的暴雨，而是绵密、细碎、无休无止的江南梅雨。雨水顺着闸北棚户区低矮的屋檐滴落，在门前坑洼的地面上敲出无数个小水坑。陈默坐在蔡老师家唯一一张完好的椅子上，看着雨水从屋顶漏进来，在墙角铁皮桶里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这个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曾经的主人住在西区一栋有花园的洋房里。
蔡老师拄着拐杖，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不是上次装交割单的那个，这个箱子更小，更旧，锁扣已经锈蚀。他费了些劲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八本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损得起了毛边。
“这是我的第二套教材。”蔡老师说，声音比刚才讲止损时平静了些，但那种平静底下，有种更深的东西，“如果说交割单记录的是‘我犯了什么错’，这些本子记录的，就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
不是文字，是公式。
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计算过程。有手写的，有用计算尺画的，有用最早那种点阵打印机打印然后贴上去的。陈默看到熟悉的符号：期望值E(x)、概率p、收益率r……还有更多他不认识的。
“这是……”陈默凑近看。
“仓位管理模型。”蔡老师说，手指划过一页泛黄的纸，“从最简单的固定比例，到动态调整，到基于波动率的风险平价雏形。我花了七年时间，写了四万多行代码，回测了A股所有历史数据，美股五十年数据，日股三十年数据。”
陈默震撼得说不出话。他以为蔡老师只是个交易失败的老股民，却没想到对方曾经深入到这个程度。
“您……您都懂这些？”
“懂？”蔡老师笑了，那笑容苦涩得像黄连，“我何止懂。1990年，全上海能真正理解凯利公式的人不超过十个，我是其中之一。1992年，我写的资金管理系统，被三家早期私募拿去当核心模型。1993年……”
他停住了，看向窗外雨幕。
“1993年，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市场的密码。”
蔡老师翻到笔记本中间一页。那里贴着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他，西装革履，站在一间摆满电脑的房间中央，背后屏幕上滚动着红绿数据。他意气风发，嘴角带着掌控一切的笑容。
照片下面有一行钢笔字：1993年4月12日，量化投资部成立。未来可期。
“这是我。”蔡老师说，手指轻轻触碰照片上自己的脸，“那时候我三十八岁，管理八千万资金，年化收益率连续三年超过50%。证券公司给我配了六个助手，行业里叫我‘蔡神’。”
陈默看着照片，又看看眼前这个衣衫破旧、一条裤管空空荡荡的老人，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
“后来呢？”
“后来？”蔡老师合上笔记本，“后来我觉得，我太保守了。”
他从箱子里拿出第二本笔记，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个简洁的公式：
f = p - (1-p)/b
“凯利公式的简化版。”蔡老师说，“f是应该投入的资金比例，p是胜率，b是赔率（盈利时收益率/亏损时损失率）。举个例子：如果你有60%的胜率（p=0.6），盈利时赚20%，亏损时亏10%，那么赔率b=20%/10%=2。”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笔记本空白处计算：
f = 0.6 - (1-0.6)/2
= 0.6 - 0.4/2
= 0.6 - 0.2
= 0.4
“根据凯利公式，你应该投入总资金的40%。”蔡老师抬起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默想了想：“意味着……即使你有60%的把握，最多也只能用四成仓位？”
“对。”蔡老师点头，“而且这已经是相当理想的情况——60%的胜率，盈亏比2:1。实际上，大多数散户的胜率不到50%，盈亏比倒挂，按凯利公式计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入场。”
陈默感到一阵凉意。他想到了营业部里那些每天追涨杀跌的人，想到了赵建国，甚至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您当时……”
“我当时已经不用凯利公式了。”蔡老师说，翻到下一页，“我觉得它太保守。我开发了自己的模型，基于市场情绪、资金流向、宏观因子的多变量系统。回测显示，在1991-1993年的数据上，我的模型年化收益率能达到120%，最大回撤只有15%。”
“这……这不是很好吗？”
“是啊，很好。”蔡老师笑了，笑声干涩，“好到我开始相信，市场就是一台提款机，而我有密码。”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背对陈默。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1994年3月，我发现了一个‘确定性机会’。”
陈默屏住呼吸。
“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内部消息说会有重大重组，香港资金已经秘密建仓。我通过关系确认了消息的可靠性，又用自己的模型分析了技术面——完美。所有指标都在最理想的位置。”
蔡老师转过身，眼睛里有种遥远的光，像在回忆一场盛大而残酷的梦。
“按照我的风险管理系统，单笔交易最大仓位应该是总资金的20%。即使是最激进的模型，也不应该超过35%。但那一次，我对自己说：这是‘确定性机会’，不是概率游戏。概率是给普通人的，天才可以超越概率。”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了。
“我押上了全部。”蔡老师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八千万自有资金，再加五千万融资，杠杆1.6倍。总仓位一亿三千万，只买这一只股票。”
房间里只剩下雨声，和铁皮桶里的滴水声。
“然后呢？”陈默问，虽然他已经知道结局。
“然后消息是真的，重组是真的，香港资金也真的在建仓。”蔡老师说，“股价在我买入后一周涨了30%。我的浮盈接近四千万。所有人都来恭喜我，说蔡神又要创造神话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这样？”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又指了指这间棚户房，“因为市场从来不关心什么是‘确定性’。”
他走回桌边，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那里贴着一张走势图，手工绘制的，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指向最高点，然后是一路向下的曲线，陡峭得像悬崖。
“股价涨到30%时，突发利空。不是公司的利空，是行业的，宏观的——紧缩政策，清查违规资金。大盘开始跌，我的股票也跟着跌。但我不怕，我有‘确定性’，我知道重组会成功，知道公司价值被低估。”
“所以您没卖？”
“不但没卖，还在下跌过程中加仓。”蔡老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因为我的模型告诉我，这是‘非理性下跌’，是市场错误，是加仓的好机会。我用尽了所有融资额度，把杠杆加到2.5倍。总投入接近两个亿。”
陈默感到手心出汗。两个亿，即使在今天也是天文数字，在1994年更是无法想象。
“股价跌了20%的时候，我的风控系统第一次发出警报。按照规则，我应该至少减仓一半。但我关掉了警报，心想：系统是我写的，我知道它的局限性。这次情况特殊。”
“跌了30%时，营业部开始要求我追加保证金。我抵押了房子，抵押了车子，找朋友借了一圈钱。那时候我还在想：只要重组消息一公布，一切都会回来。”
蔡老师闭上眼睛。
“跌到40%时，爆仓了。”
两个字，轻描淡写。但陈默知道，这两个字背后是一个人一生的坍塌。
“强平单像雪片一样涌出，股价在一天内跌了50%。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账户已经归零，还倒欠证券公司六百万。”蔡老师睁开眼睛，那里面已经没有痛苦，只有一片荒芜，“房子没了，车子没了，朋友翻脸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开的那天，我在马路上站了三个小时，然后走进了黄浦江。”
陈默猛地抬头。
“没死成。”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被船桨打中了，捡回一条命，腿没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错在哪儿了。”蔡老师说，“不是错在判断失误——判断失误是必然的，没有人能永远正确。我错在，当判断失误发生时，我没有给自己留下生存的空间。”
他重新坐下来，打开那本写满公式的笔记，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没有复杂的公式，只有一行手写的字，墨迹很深，力透纸背：
“任何单笔投资，潜在亏损额必须控制在总资金的2%以内。”
“2%？”陈默问。
“对，2%。”蔡老师指着这行字，“这不是凯利公式算出来的，是我用一条腿换来的。意思是，即使你这笔投资全亏光，最多也只亏总资金的2%。这样，你即使连续错五十次，还能剩下一些本金，还有翻身的机会。”
他拿出一个算盘——那种老式的、木框黑珠的算盘，珠子已经被摸得油亮。
“假设你有十万本金。2%的风险限额，意味着单笔交易最多承受两千块的亏损。”蔡老师的手指在算盘上滑动，“如果你买一只股票，设定的止损位是买入价下方8%，那么你能买多少股？”
陈默心算：2000元 ÷ 8% = 25000元市值。如果股价10元，就是2500股。
“两千五百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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