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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2日，晚上九点十七分。
我站在公园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看着那个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向长椅。他叫赵建国，五十四岁，市供电局的中层，离异独居，有二十三年饮酒史。三天前，他第四次将前妻打进医院——鼻梁骨折，左眼充血，两根肋骨骨裂。警察来了，调解，记录，离开。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风吹过落叶，沙沙作响。我低头看了一眼腕表，九点十九分。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赵建国在长椅上坐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小酒壶。这是他每晚的习惯，雷打不动。伏特加，廉价的那种，混着他在菜市场地摊买的“壮阳药酒”。卖药的老头不会告诉他，那瓶深褐色的液体里泡着的所谓“珍稀药材”，有几味与酒精混合后，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微妙的变化。
比如，当饮酒者长期服用某种降压药时。
比如，当饮酒者情绪激动、血压升高时。
比如，当剂量经过精确计算，恰好在他走到这个离家四百米、夜间罕有人至的公园角落时发作。
赵建国拧开壶盖，仰头喝了一大口。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吞咽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扭曲地投在枯黄的草地上。
我从大衣内袋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皮面笔记本，就着远处路灯昏暗的光，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字迹工整，像病历记录。
标本编号：20180312-JZG
姓名：赵建国
年龄：54
基础疾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
长期用药：依那普利（10mg/日），非洛地平（5mg/日）
生活习惯：每日饮酒（伏特加≥300ml），睡前固定服用降压药
酒壶容量：180ml
今日添加物：***提取物（0.8mg，溶于15ml医用酒精）
预估起效时间：饮用后8-12分钟
预期表现：突发胸痛，呼吸困难，意识迅速丧失
死亡推定时间：饮用后15-25分钟
现场特征：符合心源性猝死，酒精及药物协同作用
我合上笔记本，放回口袋。手指隔着羊皮手套，触到内衬里另一个硬物——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已经空了。今天下午四点二十分，我扮作供电局检修人员进入他家，在酒壶里添加了那份“礼物”。他很警惕，但对我穿的工装和伪造的工作证没有怀疑。我离开时，他正对着电话吼叫，大概是前妻的家人又来讨要医药费。
“臭娘们，死了干净！”他当时这么吼。
现在，他坐在长椅上，又灌了一口酒。九点二十三分。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让自己完全隐没在树影中。观察，记录，修正。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份“标本”都是独特的，需要个性化的制备方案。赵建国的方案基于他七年的病历记录、三个月的跟踪观察、以及对他生活习惯的全面分析。血压、肝功能、饮酒耐受度、情绪波动模式——所有数据都经过计算，确保“意外”看起来合理，无可挑剔。
他咳嗽了一声，抬手按了按胸口。
九点二十五分。
他开始不安地扭动身体，酒壶从手中滑落，在水泥地上滚了半圈，停在落叶堆旁。月光照在银亮的壶身上，反着冷森森的光。
他张大嘴，像是想喊，但只发出“嗬嗬”的气声。一只手死死抓住胸口，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舞，试图抓住什么支撑。但长椅周围空无一物。
我静静地看着。心跳平稳，呼吸均匀。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这个过程，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我依然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倒下的角度、痉挛的幅度、最后的表情。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方案的参考数据。
九点二十八分，他整个人从长椅上滑下来，侧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腿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不动了。眼睛还睁着，望着公园深处更浓的黑暗。
我又等了四分钟。九点三十二分，确认没有生命迹象后，我从阴影中走出来，脚步很轻。先走到酒壶边，戴上新的乳胶手套，捡起来，用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外壁，然后放回他手边不远的位置——一个自然滑落后的落点。
接着检查他身上。钱包、手机、钥匙。没有异常。我将他稍微摆正，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突然发病后试图起身求助却失败的姿态。手指在他颈动脉停留了三秒，确认静止。体温尚存，但心跳已停。
起身，退后。环顾四周。公园寂静，远处马路有车流声，但无人靠近这片区域。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大概半小时后开始，足够冲刷掉所有我来过的痕迹。
最后看了一眼“标本”。赵建国，五十四岁，供电局员工，长期家暴者。三天前打断前妻肋骨时，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普通的春夜，以一种“突发心脏病”的方式，在酒精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
合理，自然，无可指摘。
我转身离开，脚步声被落叶吸收。走出公园，穿过一条小街，来到停在两个街区外的灰色轿车前。上车，关门，发动。暖气慢慢驱散夜间的寒意。
仪表盘上的电子钟显示：九点四十一分。
开车二十分钟，来到城南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这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壁斑驳，但生活气息很浓。晚上十点多，不少窗户还亮着灯，电视的声音、炒菜的香气、孩子的哭闹声，从各个方向传来。
我把车停在巷口，步行进去。三楼，靠东的单元。门缝下透出暖黄色的光。
敲门，三长一短。
门开了。苏青站在门内，五十多岁的年纪，短发，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表情平静得像深夜的湖水。她侧身让我进去，没有问“顺利吗”或者“怎么样”，只是点了点头。
屋子里很整洁，简单的两居室。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一些文件，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警服照——肩章上的警衔表明她退休前已经是副支队长。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笑得很甜。那是苏小雨，苏青的女儿，死于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从六楼坠落。警方结论是自杀，但苏青从不相信。
“喝茶。”她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自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赵建国？”
“完成了。”我脱下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九点二十八分。过程符合预期。”
苏青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热气：“医疗记录都处理好了？”
“嗯。他三个月前的那次体检，心电图显示‘轻微ST段改变’，我已经把复印件匿名寄给了市二院心内科的王主任。他是个谨慎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回忆’起这个细节。”
“降压药的配伍禁忌呢？”
“赵建国的家庭医生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议资料里有一篇关于‘依那普利与酒精相互作用风险’的论文，我用匿名邮箱发给了他。他应该已经看过了，但未必重视。”我喝了口茶，是普洱，陈年的醇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现场很干净，尸检最多能检出酒精和常规药物，***的代谢产物在常规毒筛中很难被捕捉，尤其与酒精混合后。”
苏青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他前妻怎么样？”
“还在医院。她妹妹在照顾。医药费，我以‘热心市民’的名义缴了五万，匿名。”
“孩子呢？”
“十四岁，男孩，暂时住外婆家。学校那边，我也安排了助学金，通过‘破茧’的渠道，合法合规。”
苏青点点头，不再问。这是我们的默契——每一份“标本”处理后，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钱、医疗、孩子的教育、心理支持。这不是赎罪，这是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终结一种暴力，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十点半了。
“下一个。”苏青说。
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她。苏青接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
“这个比较特殊。”我说。
她抬头看我。
“目标有法律背景，反侦察意识很强。而且，他身边一直有人。”我顿了顿，“另外，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
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刘文山？”
“嗯。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上周在‘明月轩’吃过饭。席间还有一个人，‘诺维斯’制药的中国区代表。”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良久，她慢慢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法官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陈文涛，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生活习惯……详细得近乎恐怖。
“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苏青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冰锥，“第三次报警，那个出警的派出所，他是当时的法制员。报告上的‘建议调解’，是他签的字。”
我没说话。这些我当然知道。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合规”，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
“他很谨慎。”苏青翻看着资料，“体检每年两次，私人医生。饮食控制，规律运动。没有不良嗜好，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社交圈很干净，或者说，很封闭。”
“他有偏头痛。”我说，“十五年的病史。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高酪胺含量的红酒。”
苏青抬头，眼神锐利：“你计算过了？”
“初步计算。需要更精确的数据：他近期服药的批次、血药浓度监测记录、常用红酒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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