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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峥在档案馆待了四天才把老鬼要的材料找齐。
不是材料太多。
是他在躲。
四天里他只在每天凌晨回一趟临时住处换洗，其余时间把自己埋在二楼东南角那间恒温恒湿的特藏室里。老鬼给他配了一把钥匙，没问他要找什么，也没问他什么时候还。
陆峥知道自己应该专注。
“深海”计划的安保方案还差最后三套应急预案没有敲定。沈知言实验室的防火墙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抵御过一次DDoS攻击，马旭东熬了两个通宵，黑眼圈重得像是被人揍了两拳。夏晚星那边的反馈也不乐观——她跟踪的那条商业往来线索，在高天阳的账户里兜了三圈，最后指向一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
所有人都很忙。
只有他把自己关在落满灰尘的特藏室里，一页一页翻那些发黄的卷宗。
卷宗是1987年的江城工业局人事档案。
他父亲的。
陆铮。
这页纸他三天前就找到了。
薄薄一页半，手写体蓝黑墨水，钢笔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父亲那年三十二岁，从南京调任江城工业局技术科副科长，专业特长栏填着“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设备维护”，家庭住址栏填着“江城西城区柳林街17号院家属楼3单元402室”。
那是陆峥出生前一年。
也是他父亲“因公殉职”前四年。
陆峥把这页档案复印了一份，原件归还原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这些。
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六岁。
六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记住母亲在殡仪馆哭到晕厥，记住院子里的大人们用那种“这孩子真可怜”的眼神看他，记住父亲单位送来的抚恤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母亲数了三遍，然后把它锁进五斗橱最深的抽屉，再也没打开过。
他没记住父亲的脸。
家里甚至没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片。唯一一张全家福在他八岁那年搬家时弄丢了，母亲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眶说丢了就丢了，以后别找了。
他后来真的没找。
直到老鬼说：“夏明远可能没死。”
直到他接过“深海”计划的安保任务，第一次踏进江城。
这座城市认得他。
他离开时六岁，回来时三十四岁。二十八年足够把柳林街17号院拆成商业综合体，足够把母亲头上的黑发染成灰白，足够把一个人对父亲的记忆磨成一页薄薄的档案。
但不够让他不想起。
陆峥把复印页折成小方块，塞进记者证的内夹层。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特藏室没有窗户，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坐了多久。腕表指针指向九点十七分——他错过了和夏晚星约好的电话时间。
手机屏幕亮着三通未接来电。
他按灭屏幕。
把钥匙还给老鬼时，老鬼正在一楼阅览室整理当天归还的旧报纸。他戴着那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从镜框上方看过来，没有问他这四天找到了什么。
只说：“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陆峥说：“好。”
他走出档案馆大门。
江城十一月的夜风灌进领口，带着长江边特有的、湿漉漉的冷。
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
刚吸第一口，手机震了。
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
对面沉默了三秒。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
“陆峥。”
不是问句。
陆峥把烟按灭在垃圾桶顶端的烟灰缸里。
“你谁？”
对面又沉默了一会儿。
“柳林街17号院。”那个声音说。
“家属楼3单元402室。”
陆峥的手指顿住。
那是他二十八年没有对人说过的地址。
“……陈默？”
电话那头没有否认。
“明天下午三点，”陈默说，“江城刑侦支队，我办公室。”
他顿了顿。
“你一个人来。”
电话挂断。
陆峥站在档案馆门口，握着那枚按灭的半截烟蒂。
他忽然想起六岁那年的夏天。
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干上刻着两个人用铅笔刀划下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笔画歪歪扭扭，是他刚学会写自己名字那年刻的。
右边是“陈默”，刻得比他深，也比他工整。
他已经忘了那些字后来怎么样了。
就像他忘了柳林街17号院后来被拆成了什么样子。
第二天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陆峥把车停在江城市刑侦支队对面的临时车位上。
他没急着下车。
隔着挡风玻璃，他看着那栋十二层的灰白色建筑。
他在心里演练过很多种和陈默重逢的场景。
会议室。审讯室。某个命案现场的警戒线外。或者干脆是在街头擦肩而过，他需要靠警服辨认，陈默需要靠他主动开口。
他没有演练过陈默给他打电话。
用那种他八岁之后就没听过的、压着什么东西的声音。
“柳林街17号院。家属楼3单元402室。”
不是套话。
不是陷阱。
是陈默在告诉他：我知道你是谁。
也记得你是谁。
三点整。
陆峥推开刑侦支队三楼副支队长办公室的门。
陈默站在窗边。
他比陆峥记忆里高了很多，宽了很多，肩膀把警服撑出坚硬的轮廓。侧脸对着门，下颌线条像那年梧桐树干上刻的名字一样，很深，很硬。
他听见开门声，没有回头。
“陆峥。”
还是昨晚电话里那个声音。
没有“好久不见”。
没有“你这些年去哪了”。
只是像二十八年前他们还在柳林街17号院的梧桐树下，他喊一声，另一个回头。
陆峥在他身后三步的位置站定。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他说，“比我预想的高。”
陈默终于转过身。
陆峥看清了他的脸。
二十八年前那个瘦得脱相、跟在自己身后捡玻璃弹珠的小男孩，如今眼角有了细纹，眉骨上多了一道旧疤，嘴唇抿成一条不苟言笑的直线。
只有那双眼睛没变。
黑得很深。
像梧桐树下被他们用铅笔刀划过的那块树皮，雨水浸进去，怎么晒都晒不干。
“坐。”陈默说。
他自己没有坐。
他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在陆峥面前。
陆峥没有动。
“这是什么？”
陈默没有回答。
他绕过办公桌，在陆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案卷的桌子。
二十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
“我爸死了。”陈默说。
陆峥的瞳孔微微收紧。
“……什么时候？”
“1987年11月19日。”
陈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归档三年的结案报告。
“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接受组织审查期间，于1987年11月19日凌晨，从工业局家属楼6号楼天台坠落身亡。结论是畏罪自杀。”
他顿了顿。
“那一年我七岁。”
陆峥沉默。
1987年。
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
“你爸……”陈默看着他，“他叫陆铮。”
不是问句。
“1984年3月12日，江城西城区柳林街与建设路交叉口，一辆失控的卡车冲上人行道。陆铮推开了一个七岁的男孩，自己被撞出去十二米。”
他的声音仍然很平。
“那个七岁男孩是我。”
陆峥没有说话。
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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