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福海眼睛瞪大了:“处长，这……盯副站长？要是被发现了……”
“所以才要用生面孔。”刘耀祖说，“跟外勤队说，是我安排的秘密任务，让他们嘴巴严实点。每天去了哪儿，见了谁，待了多久，都要记下来。特别是……他有没有接触过从大陆来的人，或者有没有往大陆寄过东西。”
周福海脸上冒汗了:“处长，这事要是让吴站长知道……”
“吴站长那边，我去说。”刘耀祖摆摆手，“你只管安排。出了事，我担着。”
周福海走了。刘耀祖坐在椅子上，觉得后背全是冷汗。
他知道自己在玩火。但火已经点起来了，不烧出个结果，他不甘心。
下午，他去见了吴敬中。
吴敬中正在喝茶，见他进来，抬了抬眼皮:“耀祖啊，坐。什么事？”
“站长，有件事想跟您汇报。”刘耀祖坐下，斟酌着词句，“关于余副站长……”
“则成怎么了？”吴敬中放下茶杯。
“不是他本人怎么了。”刘耀祖说，“是他档案里的一些信息，跟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情报……对不上。”
吴敬中没说话，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喝了半杯，他才开口:“什么情报？”
“关于他妻子王翠平。”刘耀祖说，“档案上写她三十八年八月在天津死了。但我们从贵州得到消息，三十八年十一月，有个叫王翠平的女人在当地出现。”
吴敬中皱了皱眉:“同名同姓吧？”
“年龄也对得上，籍贯也对得上。”刘耀祖说，“站长，这也太巧了。”
“你想说什么？”吴敬中看着他，眼神有点冷。
“我想……”刘耀祖硬着头皮说，“我想查一查。万一……万一这里面有问题呢？”
吴敬中沉默了一会儿。
“耀祖啊，”吴敬中终于开口，“我知道你跟则成有点不对付。年轻人升得快，老同志心里不舒服，我理解。但咱们做事，得讲证据，不能凭猜测。”
“站长，我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吴敬中打断他，“则成是我从天津带过来的，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这些年，他为党国立过功，流过血。现在到了台湾，正是用人之际，咱们要团结，不能内耗。”
刘耀祖想说话，但吴敬中摆了摆手。
“你要查，可以。”吴敬中说，“但要有真凭实据。要是查不出什么，以后这种事，就别提了。否则影响团结，我对你不客气。”
“是，站长。”刘耀祖低下头。
“去吧。”吴敬中重新端起茶杯，“记住我的话。”
从吴敬中办公室出来，刘耀祖觉得心里堵得慌。
吴敬中明显在保余则成。但为什么保？是真相信他，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刘耀祖不知道。但他知道，现在他手里有毛人凤的条子，吴敬中也松了口，至少表面上松了口。
那就查。
往死里查。
接下来几天，刘耀祖像变了个人。白天在站里，他该开会开会，该签字签字，见了余则成还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但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外勤队报上来的监视记录，不是打字机打的，是手写的记录本，一页一页翻。
余则成的生活规律得很。早上七点到站里，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去港口或码头办事，晚上六点左右回家，很少应酬。
但有几个细节，引起了刘耀祖的注意。
第一，余则成每礼拜三下午，都会去一趟中山路的“光明照相馆”。每次待半小时左右，有时候是取照片，有时候是买胶卷。
第二，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码头，不是公事，就是一个人去，在码头边站一会儿，看看海，然后离开。
第三，他住处附近有个邮筒，他几乎每天下班都会路过，但很少寄信。可外勤队注意到，有个戴帽子的男人，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在邮筒附近转悠，有时候会往里面扔东西。
刘耀祖把这些细节都记在自己的工作本上，用红笔圈出来。
照相馆、码头、邮筒。
这三个点，连起来像什么？
他想起以前在北平破获共党地下电台时，那些人的联络方式，就是用照相馆洗照片传递情报，用码头做交接点，用邮筒做死信箱。
太像了。
刘耀祖觉得心跳得厉害。他拿起电话，打给外勤队。
“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跟紧了没有？”
“跟了，处长。但他很警惕，我们的人不敢靠太近。”
“知道他住哪儿吗？”
“跟到西门町一带，跟丢了。那一带巷子多，岔路也多。”
“废物！”刘耀祖骂了一句，又压住火气，“继续盯。下次他再出现，多派两个人，一定要跟住。”
挂了电话，刘耀祖点了根烟，抽得猛，呛得直咳嗽。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头的夜色。台北的夜，灯红酒绿的，但刘耀祖觉得，这繁华底下，藏着太多看不见的东西。
余则成，你每天站在码头边，看的是海，还是对岸？
礼拜三下午，刘耀祖亲自去了中山路。
他没开车，换了身便装，戴了顶帽子，远远地躲在街对面的一家茶馆里。二楼靠窗的位置，正好能看见照相馆门口。
两点半，余则成的车来了。
黑色轿车停在照相馆门口，余则成下车。他还是穿着军装，但没戴帽子，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
刘耀祖端起茶杯，眼睛死死盯着。
余则成走进照相馆。玻璃门关上了，隔着一条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刘耀祖看了看表。两点三十二分。
他等着。
茶馆里人不多，有个说书先生在讲《三国》，惊堂木拍得啪啪响。刘耀祖没心思听，眼睛一直盯着对面。
两点四十七分，余则成出来了。
手里还是那个牛皮纸袋，但看起来厚了点。
他上车，车子开走了。
刘耀祖放下茶杯，掏出钱放在桌上，快步下楼。他穿过马路，走到照相馆门口。
推门进去，门铃叮当一声响。
柜台后面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在整理照片。听见声音，抬起头:“先生，拍照还是洗照片？”
刘耀祖掏出证件，拍在柜台上:“保密局的。”
老头脸色变了变，但很快镇定下来:“长官，有什么事吗？”
“刚才出去那位，你认识吗？”刘耀祖问。
“认、认识。余长官，常来。”
“他来干什么？”
“取照片。”老头说，“上礼拜送洗的，今天来取。”
“什么照片？”
“就是普通的生活照。”老头从柜台底下拿出个登记本，翻开，“您看，登记着呢。余长官，冲洗照片一卷，规格是……”
刘耀祖扫了一眼登记本。确实写着余则成的名字，时间是上礼拜三，内容“生活照一卷”。
“照片呢？”他问。
“余长官取走了。”老头说，“刚走您不是看见了吗？”
刘耀祖盯着老头看。老头眼神有点躲闪，但还算镇定。
“他每礼拜都来？”刘耀祖又问。
“差不多吧。有时候取照片，有时候买胶卷。”
“买什么胶卷？”
“就是普通的135胶卷。”老头说，“余长官喜欢自己拍照，说是爱好。”
爱好？刘耀祖心里冷笑。一个保密局副站长，爱好是拍照？鬼才信。
“他每次来，都跟你聊什么？”刘耀祖继续问。
“不聊什么。”老头说，“就是取照片，付钱，偶尔问问最近有没有新到的胶卷。”
“没聊别的？”
“真没有，长官。”老头额头上冒汗了，“我就是个做生意的，客人来了，我招待。客人走了，我忙我的。别的我真不知道。”
刘耀祖看了他一会儿，收起证件:“今天我问你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余长官。”
“明白，明白。”老头连连点头。
刘耀祖转身走了。出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老头正用袖子擦额头上的汗。
回到车上，刘耀祖没立刻发动。他坐在驾驶座上，点了根烟。
余则成每礼拜来照相馆，真的只是为了拍照？
还是说，这照相馆本身就有问题？
他想起以前在北平，共党地下组织就用过照相馆做联络点。把情报藏在胶卷盒里，或者写在照片背面，用特殊的药水显影。
难道这光明照相馆也是……
刘耀祖掐灭烟，发动车子。他得查查这照相馆的背景。
当天晚上，外勤队报来了新消息。
“处长，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跟住了。”
“说。”
“他住在西门町永乐街的一个小旅馆里，用的名字是‘陈文标’。我们查了登记，他是上个月从高雄来的，说是做药材生意。”
“药材生意？”刘耀祖皱眉，“查他旅馆房间了吗？”
“查了。他出门的时候，我们的人进去看过。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几件衣服，一些药材样品，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刘耀祖心里一动，“书呢？翻过吗？”
“翻了几页，就是普通的书，没看出什么特别。”
刘耀祖沉默了一会儿。用《唐诗三百首》做密码本，是共党常用的手法。
“继续盯。”他说，“特别留意他接触的人，还有他寄出去的信。”
“是。”
挂了电话，刘耀祖走到地图前。他拿起红笔，在西门町的位置画了个圈，又在中山路画了个圈，最后在余则成住处画了个圈。
三个点，连成一个三角形。
照相馆、戴帽子的男人、余则成。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
刘耀祖不知道。但他有种感觉，他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夜深了。台北站大楼里，又只剩刘耀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地图，上面画着三个红圈。
余则成，王翠平，孩子，照相馆，戴帽子的男人，码头，邮筒……
这些碎片在他脑子里打转，转得他头疼。
但他不能停。
刘耀祖站起身，走到窗前。他看着外头漆黑的夜，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