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十斤粮食，在青黄不接的年头，能活活饿死一个半大孩子。
三等粮，是给六岁到十二岁的半大娃儿，还有那些腰弯背驼、干不动重活的老人们的，一年两百斤。
这两百斤粮食，说是保命粮，其实也就是饿不死人罢了。
摊到每个月，也就十几斤，顿顿喝稀粥都得算计着，想顿顿吃饱，那是做梦。
四等粮，就更可怜了，是给六岁以下的奶娃娃的，一年一百二十斤。
这点粮食，也就够娘俩凑活个半饱。
遇上奶水不足的，娃娃们只能眼巴巴地跟着大人喝糊糊，能活下来全靠老天爷赏脸。
至于工分粮，那更是抠门到了极致。
十个工分，才能换一斤粮食。
一个壮劳力，拼死拼活干一天，顶天了也就挣十个工分，换一斤粗粮，还不够塞牙缝的。
更让人憋屈的是，分下来的粮食，还得按“一六三”的比例来。
细粮，也就是麦子和稻子，只占一成。
粗粮，玉米高粱这些，占六成。
剩下的三成，全是土豆地瓜这种顶饱却没什么营养的杂粮。
一成细粮，一年到头，也就逢年过节能尝几口白面馒头的滋味，平时想都别想。
说完了粮，再算工分的账。
石头沟大队的工分净值，低得吓人，一个工分，就值九分钱。
这九分钱，还不是固定的，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收成足了，工分能多值几分。
可要是碰上旱涝灾害，收成锐减，工分就成了废纸，一分钱都换不来。
而且这工分换来的钱，还不能直接揣进兜里。
大队会先扣下一部分，用来抵扣你分走的粮食钱。
扣完粮食钱，手里能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可日子要过，光有粮食还不行。
布票、肉票、棉花票、豆油票，哪一样都缺不得。
这些票据，公社每年都会按人头或者工分，补助到各个大队。
但想把这些票拿到手，可不是白给的。
得用工分折算出来的钱去买。
而且，买票还有个硬性规矩，得按工分排名来。
工分高的人家，能优先挑挑拣拣，换些紧俏的肉票、布票。
工分低的，只能捡人家挑剩下的，甚至连捡都捡不到。
这就是为什么，村里的老人宁愿挤在一个屋檐下，扯着嗓子吵吵闹闹，死活不肯分家的根本原因。
人多，壮劳力就多，工分的总值就高。
分粮的时候能占优势，分钱的时候能多拿一点，换票的时候能排到前头。
多一个壮劳力，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底气，这话不管是在石头沟，还是任何一个地方，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正因为如此，重男轻女的思想才会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扎得比地里的老树根还要深。
因为壮年男劳力，不只是能挣一等粮，更能挣高工分。
一个男劳力顶得上两个女劳力，家里多一个男娃，等于是多了一个顶梁柱，多了一份活下去的保障。
而生了女娃，养大了终究是要嫁人的，是别人家的人，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想通了这些关节，宋知渔只觉得难受。
她和小恒的处境，简直就是绝境里的绝境。
当初，父亲宋爱国去城里当工人，户口早就从石头沟迁了出去。
她和小恒户口跟着父亲走。
可父母意外去世后，她和小恒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派出所就把两人的把户口转回了老家石头沟。
如今，她还差一岁才成年，算不上壮劳力，挣不了二等粮。
小恒才六岁，刚够着三等粮的边，可那点保命粮，根本填不饱肚子。
更要命的是，他们姐弟俩，连那七成的人头粮都分不到。
就算她现在拼了命去挣工分，十个工分换一斤粗粮，累死累活干一天，也换不来几口吃的，更别说还要攒钱换那些必不可少的票证了。
前路茫茫，看不到一点光亮。
可宋知渔没想过要低头。
坐以待毙是死路一条，挣工分是缓不济急。
父母的抚恤金，就是她和小恒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