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这里多守一天，多杀一个鬼子，对外面意味着什么。对国内民心士气，对盟军观感，对远征军后续部署……意义太大了。”
“我明白，师座。”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但坚定，“功名利禄，打完仗再说。现在，我还是同古守军的一个兵。我的任务，是带剩下的人活下去，多杀鬼子。”
“好！”戴师长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欣慰，“那就按你说的办。休整，加固，囤积。鬼子大本营下了死命令，他们很快就会发疯。下一波，一定是血雨腥风。各据点联络……我会想办法。保重。”
“师座保重。”
电台切断。
地下室里依旧寂静。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崇敬，也有茫然。
“都听到了？”我转过身，面向他们，“升官了，是好事，说明咱们没白打，没白死。但也是坏事——鬼子会更疯，外面期望会更高，咱们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走到地图前，用手指重重戳在同古的位置。
“从现在起，没有工兵团，也没有暂编独立第一师。只有同古守军。”我一字一顿，“我，王益烁，和你们每一个人，任务不变：守住这里，让鬼子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直到……直到我们接到撤退命令，或者，死光。”
“是！”众人立正，低吼。声音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回荡。
接下来的两天，是暴风雨来临前压抑的“平静”。
我们按照计划轮换休整。能睡觉的抓紧时间睡，炊事班把最后一点存粮做成热食，医护兵用盐水清洗伤口，用最后一点磺胺粉救命。工兵们像蚂蚁一样忙碌，加固工事，拓宽地道，设置更多的陷阱和诡雷。小股侦察队夜间出动，像幽灵一样在废墟间游荡，带回零星但宝贵的弹药和情报。
外部关注的热度，通过偶尔恢复的电台和冒险穿越火线的传令兵，不断传来。国内报纸大篇幅报道“同古大捷”，重庆街头游行庆祝；盟军记者千方百计想靠近前线；新22师和96师的攻击牵制了部分日军兵力……这些消息，像微弱的火苗，温暖着守军冰冷而绝望的心。
但实质性的援助，依然遥不可及。弹药一天天减少，粮食见底，伤员在缺医少药中哀嚎着死去。
第三天黄昏，短暂的“平静”被打破了。
不是大规模进攻。而是更阴险、更致命的打击。
我刚从楼顶观察哨下来，田超超就脸色惨白地冲过来，手里抓着一张刚刚译出的电文纸，手指抖得厉害。
“师长！急电！从师部……不，是从师部最后发出的一段残缺电码，由598团残部电台中转过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把夺过电文。
字迹潦草混乱，夹杂着大量无法译出的符号，显然是在极度危急和干扰下仓促发出的：
“我部遭日军……特战大队突袭……坐标暴露……激战……通讯即将中断……现实施战术转进……各团……自行决断……勿以我为念……戴……”
后面的字，完全成了无法辨认的乱码。
“战术转进……”我喃喃重复，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这是最委婉的说法，实际意思就是——师部被端了，戴师长生死不明，指挥系统瘫痪。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猛地抬头。
“十分钟前！收到后我立刻尝试呼叫师部所有频率，全部没有回应！联系火车站、天主教堂，也……也联系不上！”田超超的声音带着哭腔，“师长，200师师部……可能没了！”
指挥室里死一般寂静。所有参谋、通讯兵，都僵在原地，脸色灰败。
师部没了。戴师长生死未卜。四大据点之间本就脆弱的联系，彻底断了。
我们，成了真正的、最后的孤岛。
而日军的总攻，就在两天后——这是我从缴获文件上看到的确切时间。
我缓缓坐下，看着桌上那份晋升我为少将师长的电文。纸张挺括，印章鲜红。此刻却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将军？师长？
我连自己手下这几百号人都快保不住了，连友军在哪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外面，暮色四合，废墟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头头择人而噬的怪兽。
胶着的天平，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向着深渊那一端，狠狠倾斜。
天刚蒙蒙亮，枪声就稀了。
不是那种打完一仗后的自然停歇，是那种……抽干了血似的，有气无力的零星几下，然后彻底死寂。我靠在中央银行二楼窗边的沙袋上，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但耳朵支棱着，像受惊的兔子。
不对劲。
太安静了。东面火车站方向，北面天主教堂方向，还有东南角原来师部的位置……往常这时候，就算没大规模交火，冷枪和掷弹筒的闷响总该有的。现在，只有风吹过废墟的呜咽，还有远处不知哪里的火堆，烧着木头，噼啪轻响。
“师长。”田超超猫着腰摸过来，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刚……刚收到的。传令兵冒死从……从598团那边最后撤下来的人手里接到的。”
他声音在抖。
我接过纸。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边缘焦黑，沾着黑红色的血手印。字是用铅笔写的，潦草得几乎认不出：
“四时三刻，师部遭敌特攻队突入。激战半小时，电台被毁前最后电文：师座、周参谋长、黄副师长……皆殉国。警卫营战至最后一人。我等奉命突围，十不存一。同古……已不可守。各自……珍重。598团残部，吴。”
纸很轻。轻得像片羽毛。
但我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它。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根弦，绷了太久，突然断了。
戴师长……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