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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半岛酒店。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闻发布会。
台下坐着三百多个记者，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美国。
台上坐着七个人。
赵鑫坐在中间，左手边是顾家辉，右手边是许鞍华。
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邓丽君坐在两侧，周慧芳站在台侧，手里拿着那份报名清单。
她先念了数字。
一百二十八部报名影片。
香港五十三部，台湾三十六部，新加坡十六部，马来西亚十二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四部。
记者们开始举手。
第一个问题是香港《明报》的：“赵先生，今年内地有四部影片报名，这是第一次。您怎么看？”
赵鑫想了想。
“怎么看？用眼睛看。”
台下有人笑。
他继续说：“电影是用眼睛看的。用眼睛看，就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些人怎么活，怎么爱，怎么等，怎么回。内地的人这么活，台湾的人这么活，香港的人这么活，新加坡的人这么活，马来西亚的人这么活。活法虽不一样，但我们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球。”
第二个问题，是台湾《联合报》的：“赵先生，侯孝贤导演的《家庙》有没有报名？”
赵鑫点点头。
“报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五项。”
记者追问：“您觉得它能拿奖吗？”
赵鑫想了想。
“能不能拿奖，是评委的事。但它该不该被看见，是我的事。”
第三个问题，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用英语问的：“赵先生，您拍的电影，为什么总是讲那些离散的人？”
赵鑫听完翻译，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因为，我就是离散的人。”
台下安静至极。
他顿了顿。
“1975年，我从深圳湾游过来。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他们也在等。等什么？等一个答案，等一个名字，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者，等他们也不知道的等。”
他看着台下那些记者。
“我拍电影，就是给这些人看的。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有人看见了有人在等。”
第四个问题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上映。日本观众能看懂吗？”
赵鑫想了想。
“亚洲各国的语言虽有差异，但受汉文化影响，彼此的精神是共通的。日本也有离散的人。不是只有华人会离散。人都会离散。问题是离散之后，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来处。”
说罢，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每个记得来处的人，都能看懂。”
第五个问题是法国《电影手册》的，一个金发女记者站起来。
语速很快：“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欧洲，也获奖无数。您怎么看待欧洲电影？”
赵鑫笑了。
“欧洲电影很好。他们问的问题也很深刻。但他们问的是，人能走到哪？道德的边界，情感的边界，存在的边界。这些是欧洲人的问题。”
记者追问：“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在哪？”
赵鑫说：“我们问的是，我从哪来，要到哪去，还有谁在等。欧洲电影拍悬崖，我们拍悬崖下面的人。他们问，人还能承受多少？我们问，承受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能站起来。”
他顿了顿。
“这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各自对自己认知的差异。”
他顿了顿。
“这些问题小，但小的问题，才是真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赵鑫走出半岛酒店，站在门口。
威叔站在台阶下，抱着那个木盒。
“赵总，回家吗？”
赵鑫点点头。
他上了车，威叔坐在前面。
车子慢慢开动，穿过中环，穿过铜锣湾，穿过北角，往清水湾开去。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六点，香港红磡体育馆外，已经堵得水泄不通。
不是堵车，是堵人。
从柯士甸道到红磡站，马路两侧站满了人。
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拿着相机，有人什么也不拿，就那么站着看。
维持秩序的警察，用扩音器喊了半小时，喊到嗓子都哑了，人群还是纹丝不动。
一辆白色平治停在红毯入口，车门打开，谭咏麟钻出来。
他今天穿着白色西装，头发吹得一丝不乱，领口别着一朵红色胸花。
刚站稳，旁边就炸了锅。
“阿伦！阿伦！”
“看这边！”
“签个名啊阿伦！”
谭咏麟笑着朝人群挥了挥手，没停步，径直往里走。
刚走两步，后面又一阵尖叫。
张国荣紧随其后。
他穿一身黑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一颗扣子，袖口挽了一道。
下车之后先是朝人群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往前走，边走边给两边伸过来的本子签名。
有个姑娘挤到最前面，把一张照片递过来，手抖得厉害。
张国荣接过来一看，是他去年演唱会的剧照。
边角都磨毛了。
他签完名递回去，笑着说：“这张照片陪你好久了吧？”
姑娘拼命点头，眼泪都快出来了。
张国荣拍拍她肩膀：“别哭，今晚就算我不拿奖，阿伦也跑不了。”
姑娘破涕为笑。
红毯尽头，赵鑫站在台阶上等着。
林青霞站在他身边，今晚穿着件月白色旗袍，小腹的弧度遮不住，她也懒得遮，就这么站着，笑得坦坦荡荡。
“阿伦这身可以，”林青霞轻声说，“就是领花有点紧。”
赵鑫看了一眼：“他自己挑的。昨晚在家比划了半小时，问他老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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