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电影的时间不长，只拍过六部。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看电影？”
台下安静着。
“是为了娱乐？为了逃避？为了感动？还是为了，去确信点什么？”
他继续说。
“我做过一个笔记，把我能看到的电影都记下来。每一部后面都写一行字：它在说什么？谁信它说的？”
“《教父》说，家族比法律大。意大利裔信，后来很多美国人也信。”
“《大白鲨》说，恐惧比理性大。所有人都信，因为谁都怕被吃掉。”
“《星球大战》说，正义比不可能大。小孩子信，大人也信，至少在看电影那两小时信。”
“那我们的电影呢？我拍的电影呢？”
他又停顿了一下。
“我拍《橄榄树》，说根比漂泊深。那些漂泊的人信。”
“我拍《民国时期的爱情》，说记忆比离散更久。那些离散的人信。”
“我拍《槟城空屋》，说家比废墟更长。那些有家不能回的人信。”
“这些都不是公约数。它们是分给自己的公约数，每一群人，有自己信的。”
台下有人举手。
“赵先生，您说的这些，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
赵鑫看着他。
“关系就是：你让他们信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什么人。”
会场安静了。
他继续说。
“美国电影让全世界的人信‘小人物也能赢’。日本电影让日本人信‘樱花谢了还会开’。法国电影让法国人信‘爱情比一切大’。这些都不是真理，但它们是一群人，愿意去相信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知道自己信什么了，电影拍什么，观众都不信了，那文娱也就死了。”
他讲完了。
台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论坛结束后，一个白发老头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
名片上印着三个字：科波拉。
“我叫弗朗西斯。”老头说，“我拍过《教父》。”
赵鑫愣住了。
科波拉笑了笑：“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年轻时也想过。后来拍着拍着，就忘了。今天听你一说，又想起来了。”
他拍拍赵鑫的肩膀。
“继续拍。让你那些离散的人，有家不能回的人，知道他们信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说完，他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