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刻他双手举过头顶，掌心拍得通红。
他说了一句法语，淹没在渐起的掌声里。
他旁边的人没听清。
他自己后来也忘了。
他只记得银幕上，那只母羚羊倒下时。
他想起1947年冬天，里昂乡下，母亲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他书包。
那年他五岁。
母亲三十二岁。
她那一整个冬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掌声从第三排，蔓延到第四排、第五排、第十排。
像亚得里亚海的潮水，从堤岸一寸寸涨上来。
涨到第十五排时，前排那位白发妇人转过头来。
她穿一件香奈儿粗花呢外套，珍珠耳钉在昏暗里泛着温润的光。
脸上的妆，被泪水冲花了两道印痕。
睫毛膏晕在下眼睑，像两片没来得及融化的雪。
她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话。
翻译没来得及开口。
谢晋听懂了。
不是语言，是口型。
她说：
“Grazie.”
谢谢。
妇人把手伸过椅背，握住谢晋搁在扶手上的右手。
她的手很凉，手指细长，指甲涂着淡粉色蔻丹。
她握了很久。
谢晋没有抽回。
他想起1968年冬天，牛棚看守的老婆，偷偷塞给他一个热红薯。
那只手也是凉的，指甲里有泥。
她把红薯塞进他掌心，转身走了。
他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妇人松开手，从手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谢晋膝头。
名片上印着一行，花体意大利文：
索菲亚·罗兰。
她对他笑了笑。
不是演员对导演的那种谄媚。
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把自己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口之后的笑。
谢晋把名片，收进中山装内袋，贴着心口。
袋里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
1979年12月20日，他一个人坐在书房写回信。
写了三页，又全部划掉，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他没寄出去。
现在那张名片，压在这句话上面。
他忽然觉得，这封信可以永远不寄了。
九月十二日，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内部辩论。
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窗户正对运河。
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从水面飘进来。
每隔几分钟，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
十二位评审，围坐在长桌两侧。
主席埃托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我们如此相爱》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每年必重温的经典。
片中有句台词，被无数次引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偶尔抬头换一口气。”
此刻他低着头，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
那是他的习惯，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他就在纸上画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已经画满了小半页。
法国评委雅克·里维特首先发言。
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1961年以《巴黎属于我们》出道。
此后二十年，拍了十四部长片。
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
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这不是电影。”
里维特把眼镜摘下，用麂皮擦拭。
“电影是叙事艺术。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没有情节，没有人物，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
德国评委彼得·汉特克，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
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编剧出身。
1966年以《骂观众》，震撼德语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