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
我国国家档案馆，已完成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数字化整理。
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次向境外制作单位，开放该层级档案。
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我们等的是一个，愿意把这些碎片，拼回原处的讲述者。
陈启明。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赵鑫把三份传真收进抽屉。
窗外雨停了，凤凰木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威叔搭的遮雨棚还在，棚顶积了两寸深的水。
月光照上去，亮汪汪一片。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也是亮的，但不是月光。
是边防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像把看不见的剪子，要把黑夜剪成碎片。
那时候他只有一个破背包、和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念头。
六年了。
那个念头，长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谭咏麟的四白金唱片。
不是张国荣的《声音剧场》。
不是徐小凤的娘惹绸展。
不是邓丽君的南洋民谣采集档案。
甚至不是金像奖。
是谢晋信里那句话：“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是陈启明公函里那句：“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是这个夜晚，这棵凤凰木，这片积在遮雨棚上、照见月亮的雨水。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六年做的所有事。
不是在造一艘船，是在编一张网。
船只能渡一个人过海。
网能接住所有落水的人。
敲门声。
周慧芳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
“赵总，一九八一年上半年香港上映电影统计。”
她翻开第一页。
“一月到六月，共上映七十三部港产片。武侠功夫类三十一部，喜剧类二十三部，恐怖灵异类十二部，风月类四部。”
她停了一下，翻到第二页。
“涉及历史、人文、社会议题的，”
笔尖点在空白处。
“两部。”
“一部是许导的《槟城空屋》，七月三十号首映。”
“另一部呢？”
周慧芳把报表翻过来。
背面手写一行备注：
“《父子情》，方育平导演，凤凰影业出品。讲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和想拍电影的儿子。成本八十五万，排片只有三家戏院，上午场。”
赵鑫接过那张报表。
七十三比二。
三十六点五比一。
他看着那个数字，忽然笑了。
“周总监，你说这比例，要多少年才能变成十比一？”
周慧芳没回答。
“我不奢望五比一。”
赵鑫把报表放下，“哪怕二十年之后，香港一年拍一百部电影，有十部是这种‘不赚钱但该拍’的东西，我们就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赢不在我们在的时候。”
“赢在我不在的时候。”
七月三日，邓丽君从新加坡飞回香港。
她带回来十七卷开盘带，是过去三个月在南洋各地，采集的民谣母盘。
同机抵达的，还有一口樟木箱。
里面装着八位老人，托她转交给《槟城空屋》剧组的物件：
一张一九三八年的船票存根、一束用油纸包了四十年的头发、一枚刻着爪哇文和中文两个名字的银戒指。
“那位阿嬷说，戒指不用在电影里出现。”
邓丽君把樟木箱，交给许鞍华，“她说，只要有人知道这枚戒指存在过，就行了。”
她没提自己，这三个月怎么过的。
但录音助理，私下告诉赵鑫。
邓小姐在槟城住的那间旅馆，窗外就是汕头街旧址。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趁早市还没开始、录音环境最安静的时候，扛着设备在老街来回走，录石板路的回声。
“她说，一九四一年蔡国维，走这条路去码头的时候，鞋底也是这个声音。”
许鞍华抱着樟木箱，久久没说话。
七月七日，顾嘉辉和黄霑，完成《槟城空屋》全片配乐的最后一次混音。
五十二轨音源。
包括邓丽君采集的三十七段田野录音、张国荣念白的十二段独白、谭咏麟在伊丽莎白体育馆现场，录下的两千人合唱呼吸声、以及顾嘉辉自己，用那架调哑钢琴弹奏的八小节未完成曲。
黄霑在混音台边，坐了一夜。
凌晨四点，他把监听耳机摘下来，揉了揉耳朵。
“老顾，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一九四一年。”
顾嘉辉没说话。
“不是听见音乐，是听见那年秋天，槟城早市收摊时，椰子壳扔进竹筐的声音。”
黄霑看着窗外发白的天空，“那年蔡国维就是听见这个声音，决定把信留在钢琴上。”
七月十三日，《槟城空屋》，通过香港电检处分级审查。
电检报告在“备注”一栏，写了八个字：
“无删减。建议家长陪同。”
许鞍华拿到报告时，手在抖。
她在这行干了八年，第一次有一部电影，拿到“无删减”的评级。
不是因为她拍得温和，是因为电检处，换了一批年轻人。
“许导，不是电影变安全了。”
给她递报告的审查员，二十四岁，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是我们这代人，不想再做上一代人的剪刀。”
七月二十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张从台北寄来的手写请柬。
第十八届金马奖执委会，正式邀请《槟城空屋》参展。
不是竞赛单元，是“观摩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