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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民国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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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五千兵力,二十余门山炮,包围总司令所在阵地。从清晨打到午后,两个团拼得只剩五百人。总司令左臂中弹,仍持枪督战。下午三时,日军冲上阵地。”

    老人停顿很久,才继续说:

    “总司令身中七弹。最后一刻,他对身边副官说:‘吾力战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惟望我等死后,能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许鞍华眼泪,砸在笔记本上。

    “夫人,当时知道吗?”她哽咽问。

    “重庆方面,瞒了三天。”

    老人叹气,“最后还是冯治安将军,亲自去报丧。夫人听完,只说一句:‘我知道了。’然后转身进屋,三天没出来。再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钱深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取出一个油纸包。

    里面是十几封泛黄信件,最上面一封字迹娟秀: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初七,吾夫殉国已七七四十九日。昨夜梦见他说‘敏慧,替我看看太平盛世’。醒来泣不成声。太平终会来,但与我共看之人已不在。今世既无此缘,便用余生守此誓言。不嫁,不改,不悔。”

    落款:李敏慧,于重庆。

    “这是夫人1949年离渝前,写给留在内地亲友的最后一封信。”

    钱深轻声说,“她说‘此去台湾,非为苟活,为守吾夫忠烈之名不蒙尘’。”

    邓丽君已哭成泪人,林成森默默递过手帕。

    “电影,”

    许鞍华擦掉眼泪,声音坚定,“必须对得起这份重量。”

    下午三点,剧本讨论会。

    张敬先生被安排在贵宾室休息,但老人坚持要参加。

    “总司令的故事,该让更多人知道。”

    他说,“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台湾的课本,不提这些了。”

    赵鑫亲自推轮椅,把老人带到创作中心。

    “张伯伯,我们想用夫人的故事,但不是直接拍传记。”

    许鞍华恭敬说,“我们想探讨:当个人爱情遇上国家大义,当短暂婚姻遇上终身坚守,这种选择的重量。”

    老人点头:“夫人常对我说,她守的不是寡,是‘义’。夫妻之义,家国之义。她说‘吾夫为国尽忠,我当为夫尽义’。”

    黄沾飞快记录,嘴里喃喃:“为国尽忠,为夫尽义,这八个字,抵得过千言万语。”

    “所以电影里的遗孀,名字可以虚化,但精神必须真实。”

    赵鑫总结,“叫她林文秀吧。丈夫陈国忠,1940年殉国的少将师长。她1949年带七岁儿子到台湾,终身未嫁。”

    张国荣举手:“那我演的巴黎艺术家,是不是该有个对应?”

    “对。”

    王家卫声音,从扬声器传来(越洋电话一直通着),“巴黎艺术家不断换情人,是因为害怕承诺的重量。当他听说林文秀的故事,第一反应是‘这太不自由了’,但深入了解后,开始怀疑自己所谓的‘自由’,是不是只是逃避重量的借口。”

    “这就是对话。”

    许鞍华眼睛发亮,“一个不断摆脱重量,一个主动背负重量。最后在香港,艺术家问遗孀:‘你后悔吗?’遗孀答:‘我遗憾,但不后悔。遗憾他没能看到太平,不后悔替他守着这份太平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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