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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凌晨两点。
鑫时代三号录音棚，灯火通明得像手术室。
顾家辉趴在控制台上，眼镜滑到鼻尖，左手按着耳机，右手在总谱上疯狂涂改。
“不对，这个转调太生硬，日语和粤语的音律差了三度。”
黄沾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前摊着三十多张，写满又划掉的歌词纸。
茅台酒瓶已经空了一半，但他眼睛亮得像探照灯。
“辉哥！我想到了！副歌第一句用日语唱‘东京的雨是垂直的’，第二句转粤语‘香港的风是打圈的’！两种天气，两种语法，但都是‘想你想到睡不着’！”
“沾哥你喝多了吧？”
谭咏麟瘫在沙发上，腿上敷着冰袋，手里拿着日语罗马音标注纸，“‘垂直’日语怎么说？‘打圈’粤语怎么押韵？”
“我管他押不押韵！”
黄沾跳起来，“感情到了，音律自己会找路！”
“找路个鬼。”张国荣轻声说。
他坐在角落的钢琴凳上，面前摊着高桥幸宏，从东京传真来的乐谱。
全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和频率标注。
“高桥说，这段要用合成器，模拟地铁进站的声音，但要把音高调到人耳，最不适的频率区间，制造‘都市的压迫感’。”
他手指在琴键上，试了几个音。
皱眉：“然后人声要在这种压迫感里，唱出‘门推开一半的犹豫’。”
录音棚里突然安静。
所有人都看向张国荣。
他抬起头，脸上有种罕见的困惑：“我好像，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了。”
“那就撞破它。”
赵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他手里提着两个保温壶，陈伯特制的川贝炖雪梨。
“高桥要都市压迫感，你要情感克制感。这两者冲突吗？不冲突。”
赵鑫把保温壶放下，“压迫感是环境，克制感是人的反应。人在高压环境里强装镇定，这才是更深刻的孤独。”
张国荣怔住，手指无意识地在琴键上，按出一串破碎的音。
“所以，我应该唱得更轻，但咬字更狠？”
“别猜！试试。”
赵鑫转头看向顾家辉，“辉哥，那段地铁进站的合成器音效，能不能做成从巨响，渐弱成背景噪音？就像人从无法忍受，到麻木习惯的过程。”
顾家辉眼睛一亮，抓起笔就在谱上画箭头：“对，从200赫兹骤降到80赫兹，人声在80赫兹的背景里浮出来。”
“那我呢！”
谭咏麟举着冰袋喊，“我的中日双语歌，现在只有沾哥那句‘垂直雨打圈风’！”
黄沾已经又灌了一口酒，忽然大吼：“有了！歌名就叫《双城记》！第一段主歌日语，讲东京上班族在雨里等末班车，看见玻璃倒影里的自己，像条湿透的狗。第二段主歌转粤语，讲香港打工仔，在台风天赶地铁，衬衫黏在背上，像第二层皮。”
他冲到白板前，粉笔唰唰写：
“东京雨/垂直落下/洗不淡加班到九点的疲惫
香港风/打圈袭来/吹不散挤地铁三趟的汗味
可是啊！
雨里风里/梦里都是你
隔着海关/隔着汇率/隔着两套天气”
写罢转身，眼睛血红：“怎么样？”
谭咏麟呆呆地看着那几行字，冰袋从腿上滑落。
“沾哥，你他娘真是个天才。”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点。
排练室里，温度计显示三十九度。
空调坏了，但没人顾得上。
日本舞踏老师中岛晴子，五十三岁。
穿一身黑色练功服，头发梳成紧紧的发髻。
她正用蹩脚的普通话，对谭咏麟说：“谭桑，舞踏的精髓是‘内缩’。把能量往骨头里压，动作要慢，要沉，要像在地上生根。”
她示范了一个动作：膝盖极度弯曲。
背弓成虾米，双手抱胸，整个人像在抵抗无形的重压。
然后，极缓慢地，一寸一寸地挺直脊椎。
展开手臂，仿佛一朵在混凝土里，挣扎开出的花。
“现在，接你《《魔法极乐舞》》的滑步。”
谭咏麟全身湿透，试着做那个“内缩”动作。
但习惯了外放的他，总是压不住那股，要爆炸的劲儿。
“不对。”
中岛摇头，“你不是在‘抵抗’，是在‘表演抵抗’。你的肌肉还在说‘看我很帅’。”
她走到谭咏麟面前，忽然用日语，快速说了一串话。
旁边的翻译愣了一下，小声说：“中岛老师说，让你想想最累的时候。累到连呼吸都觉得重的时候。”
谭咏麟怔住。
他想起去年拍《何时读书天》，那个爬了三十年坡的送奶工家明。
想起自己为了演好爬坡戏。
真的在深水埗那条陡坡上，推着满载的牛奶车来回三十趟。
到最后，腿不是自己的。
肺像破风箱，汗流进眼睛刺痛。
但还要继续推。
因为坡在那里，家明在那里。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时，整个人的气场变了。
那股张扬的“看我”劲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认命的、但依然在动的韧性。
他慢慢蹲下，背弓起，手抱住自己。
这次不是表演，是真的在回忆那种累。
然后，他用比中岛示范的更慢的速度，开始挺直脊椎。
每一节骨头的移动，都带着肉眼可见的挣扎。
汗水滴在地板上，啪嗒，啪嗒。
就在他完全直起身，手臂展开到一半的瞬间，
音乐突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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