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古籍的人不止她一个，比她手艺好的也有。为什么是她？
她抬起头，把那个布包打开，把那本书又翻了一遍。翻到中间的时候，她发现有一页的页脚被人折了一下。她翻开那一页，是《邶风·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旁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
“晚棠，对不起。”
她的手指停在那个“棠”字上。
铅笔写的。写了很多年了，铅粉有些脱落，字迹模糊，但笔画的走势她认得。横画往右上斜，竖画往下拉的时候会微微左偏，捺画收尾的时候喜欢顿一下再提起来。
程砚白的字。
狗爬一样的字。
但那个“棠”字，他写得格外认真。宝盖头的钩回锋收笔，下面的“木”最后一捺拉得很长，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停下来。
苏晚棠盯着那行字，盯了大概有五分钟。
然后她把书合上，放进工作台的抽屉里，锁上。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雨还在下，不大不小，淅淅沥沥的，打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对面早点铺子的老王正在收摊，看见她，喊了一嗓子：“晚棠，要不要包子？剩了几个，不要钱！”
“不了，王叔。吃过了。”
“吃过了？你天天吃泡面，那叫吃过？”
苏晚棠笑了一下，没接话。
老王摇了摇头，把蒸笼搬进店里，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巷子里安静下来。
苏晚棠站在门口，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挂下来，形成一道水帘。她伸出手，接了一捧水。水是凉的，从指尖流到手心，从手心流到手腕，凉飕飕的。
她想起五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天。程砚白站在她宿舍楼下，浑身湿透了，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他抬头看着她的窗户，没喊，没打电话，就那么站着。她站在窗帘后面，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他低下头，拖着行李箱走了。
她没有追出去。
不是不想追，是不敢。她怕追上去之后，听到的还是电话里那些话——“我们不合适”“你值得更好的人”“别等我了”。
她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值得更好的人”。她只知道，她喜欢的那个人，正在雨里走远。而她站在窗帘后面，连一句“为什么”都没敢问。
现在她知道了。
问了又怎样？答案她又不是猜不到。
手机又响了。
这次不是她妈，是一个陌生号码。她犹豫了一下，接了。
“苏小姐？”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有点沙哑，带着一点她说不清的口音。
“我是。你哪位？”
“我姓程，程砚白。”
苏晚棠的手握紧了手机。
“你的书收到了。”她说，声音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嗯。顾清晏跟我说了。谢谢你。”
“不用谢。这是生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晚棠，”他说，“那本书中间有一页——”
“我看到了。”
又是沉默。
雨声在电话和现实中混在一起，她分不清哪个是外面的雨，哪个是话筒里的雨。
“那行字，”他说，“是我五年前写的。”
“我知道。”
“我那时候想跟你说很多话，但写来写去，只写了这一句。”
苏晚棠靠在门框上，仰头看着屋檐。雨水从瓦片之间的缝隙里渗出来，一滴一滴的，很慢，像是在数时间。
“程砚白，”她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他说，“就是想让你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不是……”
他没说完。
苏晚棠等着。
等了大概十秒钟。
“我不是不告而别。”他说，“我是不知道怎么告。我怕我一张嘴，就走不了了。”
她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
很轻的酸，像喝了一口很浓的柠檬水，酸味从舌尖窜到喉咙，然后就不见了。
“你现在不是走得很远吗？”她说。
“我回来了。”
她愣了一下。
“什么？”
“我回来了。”他说，“上个月回来的。我现在在南京。”
苏晚棠站直了身体。
“你在南京？”
“嗯。在新街口，开了个律所。”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问他为什么回来，想问他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不来店里。但她什么都没问。她只是站在门口，听着电话那头他轻微的呼吸声，觉得这个雨天的下午突然变得不太一样了。
“晚棠。”
“嗯。”
“那本书不急。你慢慢修。”
“我知道。”
“修好了，我亲自来取。”
她的手抖了一下。
“你不是说在国外吗？”
“顾清晏骗你的。”他说，“她那个人，就喜欢多管闲事。”
苏晚棠突然笑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笑了。可能因为“多管闲事”这四个字，她说程砚白的时候也经常用。
“你笑什么？”他问。
“没笑。”
“你笑了。我听得出来。”
“你耳朵有问题。”
“可能吧。”他说，“但你确实笑了。”
苏晚棠没说话。
雨小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水洼反射着光，亮晃晃的。
“程砚白。”
“嗯。”
“你那个律所，叫什么名字？”
“且停。”
她愣了一下。
“什么？”
“且停律师事务所。”他说，“名字是你起的。”
苏晚棠攥紧了手机。
“我没给你起过名字。”
“你给过。”他说，“那枚书签。且停。你说，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歇好了再走。”
她的眼眶热了。
“我把那个名字刻在铜上，也刻在律所的招牌上。”他说，“走累了就停下来。但停下来，不是为了不走。”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想清楚，该往哪儿走。”
雨停了。
阳光彻底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整条庆年坊照得亮堂堂的。屋檐上还在滴水，滴在青石板上，啪嗒，啪嗒，啪嗒。
苏晚棠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的那棵老槐树。树叶被雨洗过，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程砚白。”
“嗯。”
“你那本书，我可能要修很久。”
“多久？”
“不知道。也许一个月，也许三个月，也许——”
“也许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你亲自来取的时候，我还没修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那我就多跑几趟。”他说。
苏晚棠嘴角翘了一下。
很轻。
很快。
但她知道，他听出来了。
因为他也在笑。
隔着电话，隔着雨后的空气，隔着五年的沉默和一千公里的距离。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
那种很笨的、嘴很笨的人才会有的笑。
她把电话挂了，转身回到店里。
工作台上，那本《诗经》安安静静地躺在台灯下面。她拉开抽屉，把那本书取出来，翻到那一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铅笔写的字迹还是很淡。
但她觉得，好像比刚才清楚了一些。
她拿起镊子，开始清理虫蛀的痕迹。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收音机她又打开了。音乐台在放一首歌，不是邓丽君的，是一个男声，唱的是什么“雨停了，我就来看你”。
她听了一半，觉得这歌有点俗。
但她没换台。
窗外的天晴了。阳光照在柜台上，照在那本《永乐大典》的残卷上，照在她那杯凉透了的茶上。巷子里有人在说话，有自行车经过，铃铛响了一声，很远。
苏晚棠低着头，继续修书。
嘴角还翘着。
她自己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