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婉，”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不是为了你？”
我怔住。
“也许我是为了我自己。”他坐在床边，看着监测仪屏幕，“为了那个……已经厌倦了永远在算计、永远在权衡、永远在扮演‘完美继承人’的自己。”
他抬起头，眼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坦诚：“昨晚你在手术室里时，我在想：如果孩子真的没了，如果连你都……那我守着陆氏集团、守着那几百亿资产，有什么意义？给谁看？给谁花？等我老了，躺在病床上等死时，难道回忆里只有董事会上的争吵和并购案上的数字？”
雨水敲打窗户，沙沙作响。
“所以这次，”陆司琛握住我的手，不是抓握，只是轻轻拢住，“让我任性一次。不是为了赎罪，不是为了补偿，只是……我想做一次对的选择。哪怕全世界都说我疯了。”
我的手在他掌心里微微颤抖。
监测仪发出轻柔的提示音——我的心率又上去了。
第三节：第三个选择
Miller医生在傍晚时分带来了新消息。
他拿着刚打印出来的胎儿MRI报告，面色比下午更凝重。
“有个新发现。”他把报告递给我，“在更精细的扫描中，我们发现宝宝B的颅内出血点，比手术中看到的要大一些。而且位置……靠近运动皮层。”
我的手指收紧，纸张边缘被捏出褶皱。
“这意味着什么？”陆司琛问。
“意味着如果出血被吸收后留下疤痕，可能会影响运动功能。”Miller医生斟酌着用词，“比如，可能出现轻到中度的偏瘫，或者精细动作障碍。但这只是可能，不是必然。”
“概率呢？”我听见自己问。
“目前无法给出确切概率。但如果让我预估……30%到40%的可能性会留下永久性影响。”Miller医生顿了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宝宝B的脊柱扫描中，发现了轻微的神经管闭合不全迹象。虽然很轻微，但需要出生后进一步评估。”
偏瘫。
神经管闭合不全。
这些词像冰锥，一根根钉进我脑子里。
陆司琛的手扶住我的肩膀，力道很稳。他在发抖吗？还是我在抖？
“医生，”陆司琛的声音异常冷静，“如果我们现在选择终止妊娠，只保留健康的胎儿，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何？”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
“陆司琛，你——”
“我只是在问所有可能性。”他没有看我，只是盯着Miller医生，“请诚实地告诉我们。”
Miller医生沉默片刻：“技术上可行。但苏小姐现在孕周已经接近20周，终止妊娠需要进行引产手术，风险比早期手术高。而且对另一个胎儿也有一定影响，虽然风险可控。”
“对母体的风险呢？”
“主要是出血和感染风险，以及心理创伤。但以苏小姐目前的健康状况，我们会全程监护，物理风险可以降到最低。”
我猛地甩开陆司琛的手：“你出去。”
“清婉，我们需要冷静地——”
“出去！”我抓起枕头砸向他，输液架被扯得摇晃，“滚出去！现在！”
陆司琛接住枕头，看着我因愤怒和恐惧而扭曲的脸。几秒后，他默默起身，走出了病房。
Miller医生叹了口气：“苏小姐，我知道这很难。但陆先生……他只是在尽责任，帮您了解所有选项。”
“那不是选项。”我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掉下来，“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绝不会。”
“我理解。”Miller医生点头，“那么，我们就要为可能的后遗症做准备了。我可以帮您联系早期干预团队，他们专门为高风险新生儿提供出生后的康复计划。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如果……如果我真的带他回新加坡，等24周再做评估呢？”
“也可以。”Miller医生想了想，“但我们建议您留在波士顿至少到28周。因为宝宝B现在的情况，一旦出现突发状况，我们需要立即处理。新加坡虽然有不错的医疗条件，但胎儿心脏介入方面，我们这里经验最丰富。”
又是选择。
留下，事业可能全毁。
回去，孩子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治。
我闭上眼睛。腹部传来宝宝B极其轻微的一下胎动，像蝴蝶扇动翅膀。那么脆弱，那么顽强。
“医生，”我轻声问，“如果我真的决定回新加坡，然后又出问题了……再飞回来的可能性呢？”
Miller医生犹豫了：“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再次长途飞行对您和胎儿都是巨大负担。而且如果胎儿状况恶化，机上可能没有条件处理。”
门被轻轻敲响。
林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复杂。
“苏小姐，陆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走进来，递过文件，“他说……这是第三个选择。”
我接过文件。标题是：《关于设立跨境医疗监护专项协议的备忘录》。
快速浏览内容，我的手开始颤抖。
这是一份陆司琛动用了所有人脉资源，在短短几小时内草拟的方案：
1.新加坡中央医院与波士顿儿童医院建立针对我病例的专项合作通道，双方医疗团队共享数据、实时会诊。
2.陆司琛私人资助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建立临时胎儿监护单元，引进波士顿的设备和三名核心医护常驻三个月。
3.我飞回新加坡后，每天进行远程会诊，所有检查数据实时传输到波士顿。如有突发情况，波士顿团队48小时内可抵达新加坡。
4.费用：初步预估两百万美元，全部由陆司琛个人承担。
文件的最后一页，是陆司琛手写的一行字：
「你不用选。两个都要。孩子和事业，你和尊严，我都要你保住。
——陆」
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不是感动，是愤怒——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做这种事？为什么要在我想恨透他的时候，又让我无法恨下去？
“陆总说，”林峰轻声补充，“如果您同意，专机明晚就可以起飞。新加坡那边已经连夜在布置病房了。听证会安排在三天后下午两点，法院同意允许医疗团队陪同您出庭。”
Miller医生拿过文件看了看，眼睛瞪大了：“这……这需要动用相当大的资源。但如果真能实现，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
我把文件抱在怀里，像抱住最后一根浮木。
雨停了。窗外，波士顿的夜空露出一角，几颗星星微弱地闪烁。
“告诉陆司琛，”我对林峰说，“我同意。但是……”
“但是？”
“但是这笔钱，我会还。用我余生的全部收入，一点一点还。”我看着林峰的眼睛，“这不是施舍，是借款。让他准备好借款合同，利率按市场最高算。”
林峰点头：“陆总猜到了。他说合同已经拟好，签不签随您。”
我靠回枕头，手轻轻放在腹部。
宝宝A踢了我一脚，像是在催促。
宝宝B也动了一下，很轻，但确实动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对Miller医生说，“如果我回新加坡，路上出事的概率有多大？”
“专机配备全套医疗设备的话，风险可控。但我仍然建议您签署知情同意书，明白其中的风险。”他顿了顿，“不过说实话，以您现在承受的压力……也许回新加坡处理完公司的事，心理上放松下来，对胎儿发育反而有好处。”
心理上放松。
说得容易。
我看向窗外渐亮的星空。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永远在风险和代价之间权衡，永远在失去和获得之间挣扎。
但这一次，至少有人愿意陪着我一起挣扎。
哪怕那个人，是我本该恨之入骨的前夫。
“明晚飞。”我终于说，“我回去，把该打的仗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