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度支司郎中一时语塞。杨军的数据和逻辑都很清楚，且皇帝确实特批过，他难以直接反驳“变通”的必要性，尤其在北边军情紧张的大背景下。
此时，一直沉默的太子李建成忽然开口：“父皇，儿臣以为，杨侍郎所言，不无道理。北边军务紧急，确需特事特办。然苏大夫与度支郎中所虑，亦是为朝廷法度与长远计。使司之法，应急固佳，但其间分寸，仍需谨慎把握。譬如这‘规式’，是否可在保证基本质量前提下，略予工匠灵活余地？‘官定收购’，可否限定于真正奸商作乱之地区，避免动辄以行政强力干预寻常市易？至于钱帛监管，虽有多方备案，然终非朝廷常制，战后结算、账目审计，仍需民部、御史台格外费心。儿臣建议，不若由政事堂遣一两位重臣，定期巡视使司，既为督导，亦为沟通协调，以免使司孤悬于外，与各部司、地方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
李建成这番话，可谓绵里藏针。他首先肯定了使司的必要性，看似支持，实则将苏世长等人的质疑“合理化”、“正当化”。然后提出的几点“建议”——给工匠灵活余地、限制行政干预范围、加强外部监督——看似折中，实则是在一点点侵蚀和限制使司的核心权力（标准制定权、紧急处置权、独立运作空间）。最后提议政事堂派员“巡视”，更是明目张胆地要将手伸进使司，进行直接监督甚至干预。
李世民眼神微冷，正要说话，李渊却已先开口：“太子所言，老成持重。刘政会、杨军。”
“臣在。”刘政会与杨军齐声应道。
“使司之法，成效已见，然朝中既有疑虑，尔等亦当虚心听取，斟酌改进。‘规式’可稍留余地，但基本质量必须保证。‘官定收购’非到不得已，不得轻用。钱帛账目，需随时备查。至于政事堂巡视……”李渊略作沉吟，“便由尚书右仆射宇文士及，每月巡视一次使司，了解进展，协调难处。使司若有重大举措或遇疑难，亦可随时报知宇文卿及政事堂。”
“臣等遵旨。”刘政会与杨军躬身。宇文士及是刚升任的右仆射，相对中立，派他巡视，不算过分，但也确实给使司套上了一层“紧箍咒”。
“北边军情，仍是头等大事。”李渊最后定调，“使司之设，乃为保障军需，一切以不妨碍此事为要。诸卿当以国事为重，精诚协作，勿作无谓之争。退朝！”
“臣等恭送陛下！”
朝会散去，百官神色各异。杨军能感觉到，许多目光或明或暗地落在自己身上，有审视，有好奇，也有不加掩饰的冷淡甚至敌意。
回到使司偏院，刘政会叹了口气：“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杨侍郎，今日之后，你我行事，更需如履薄冰。宇文仆射那边，需提前打好招呼，该汇报的汇报，该解释的解释。”
“下官明白。”杨军点头。他心中并无太多沮丧，反而更加清醒。这就是政治，任何改革或突破常规的举措，必然伴随着争议和制约。李建成的反击比他预想的更快、更准，直接利用了朝中保守势力和对“擅权”的天然警惕，通过皇帝之手，给使司戴上了“监控”和“限制”的枷锁。
但这枷锁，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皇帝在限制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使司的存在和“以战事为重”的原则。宇文士及的巡视，固然是监督，但若运用得当，也未尝不能成为与朝廷其他部门沟通、化解误解的桥梁。
关键在于，能否继续拿出实实在在的、无可辩驳的成果。只要前线军需能源源不断、保质保量地送达，使司的价值就无可取代，那些质疑和限制，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王御史，崔郎中，”杨军召集使司核心成员，“从今日起，所有文书账目，务必更加规范、清晰、完备。宇文仆射若要查看，须让他看到使司运作之严谨、高效、透明。马匠头，‘规式’的灵活余地，你可斟酌，在不影响基本性能和安全的前提下，对某些非关键工艺细节，可给出一个允许波动的范围，并说明理由。但核心标准，绝不能动摇！”
“是！”众人领命，神色严肃。他们都明白，使司已不仅仅是在应对北边的军事需求，更是在一场关乎自身存在价值和未来走向的政治博弈中，进行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杨军走到院中，望着北方。他知道，真正的较量，从来都不只在战场之上。朝堂上的每一句争论，使司内的每一份文书，都可能是决定胜负的砝码。而他，必须同时驾驭好这两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