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出租屋。
姜以夏正在帮林煜整理文献,看到电脑屏幕上的新方案,松了口气:“你真的决定退一步了?“
“嗯。“林煜在旁边写着什么,“韩老师说得对,我需要学会妥协。“
“那就好。“姜以夏笑了笑,“我就说嘛,不是所有事都要你一个人扛着。有宋主任和韩老师帮忙,成功率不会低的。“
林煜点点头,没有说话。
姜以夏继续整理文献,林煜继续写东西。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和键盘敲击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姜以夏去厨房倒水。
林煜趁机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
那是他的日记本,从高中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
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提笔写道:
“2008年5月5日,晴。
韩老师今天找我谈话,建议我退一步,做技术顾问而不是主刀。我同意了。
他说我要学会妥协,学会分享控制权。我答应会试试。
但我必须承认,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方案。
如果主刀医生的判断和我不一致怎么办?如果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保守而不是继续怎么办?
我不知道。
所以我保留了备用方案。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还有其他选择。
也许韩老师是对的,也许我太执着了。
但如果不执着,我拿什么救她?
妥协,是为了在体制内前进。
但如果体制不让我救她,那我就只能绕过体制。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
他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
姜以夏端着两杯水回来:“在写什么?“
“工作笔记。“林煜接过水杯,“记录一些想法。“
“那你继续,我去洗个澡。“姜以夏走向浴室。
林煜坐在书桌前,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修订方案。
他会认真执行这个方案,会配合团队,会尽量做一个“合格的技术顾问“。
但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他也在悄悄准备另一条路。
那条路现在还很模糊,他不知道具体会怎么走。
但他知道,如果需要,他会走。
窗外,北京的夜空很黑,看不到星星。
老居民楼的灯光零零星星,像某种疲惫的坚持。
林煜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想起母亲倒下的那个夜晚——2003年5月,厨房里,她突然捂住头,然后倒在地上。
那时他还在县一中,接到电话冲回家时,母亲已经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脑动脉瘤破裂,抢救及时,保住了命,但可能醒不过来。
那一刻,十五岁的林煜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无力。
他能“看见“物理规则,能理解抛物线和动量守恒,但他救不了倒在地上的母亲。
那种无力感,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五年了,从未消失。
现在,他有了Science论文,有了CDAS,有了全国最好的医疗团队。
他不再无力了。
但新的困境出现了——体制,伦理,规则。
这些东西不是技术难题,不能用公式推导,不能用数据解决。
韩教授说,要学会妥协。
但林煜不确定,自己能妥协到什么程度。
第二天,林煜把修订版方案发给宋衡和韩教授。
邮件的主题是:“CDAS方案v6.0——引入联合团队“。
正文很简短:
“宋主任、韩老师:
根据伦理委员会的建议,我对方案做了修订。核心调整如下:
由宋主任指定主刀医生,我担任技术顾问
术前、术中、术后决策由团队共同讨论
我负责参数优化和实时监测,但不直接操作
请审阅。如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请随时告知。
林煜“
发送后,他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呼了口气。
表面上,他已经完全按照韩教授的建议调整了。
但在他的电脑里,那个名为“备用方案A“的文档还在。
而且,他又新建了一个文档,名为“备用方案B“。
那个文档里,只有一行字:
“如果联合团队方案仍然失败,考虑NeuroLink的支持,在国内建立独立的试验通道。“
林煜盯着那行字,知道这已经是灰色地带了。
但他还是保留了。
因为他需要确保,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还有路可走。
妥协,是策略。
但不放弃所有可能性,是底线。
一周后,韩教授转发了伦理委员会的回复:
“林煜博士:
您提交的修订方案已收到。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召开第二次会议,重新审议。请做好答辩准备。
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
2008年5月12日“
林煜看着邮件,嘴角微微上扬。
第二次机会来了。
这次,他会通过。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个体制里说“正确的话“。
但在正确的话背后,他也保留了自己的路。
双轨思维,从这一刻开始形成。
一条轨道,是体制内的妥协和合作。
另一条轨道,是万一必要时,可以启动的备用方案。
林煜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哪条路。
但他知道,只要两条路都在,他就不会陷入绝境。
窗外,五月的北京,槐花开得正盛。
白色的花瓣在风中飘落,像某种温柔的承诺,也像某种沉默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