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转向毒品后的调查过程，与之前日记内容基本吻合。但后半部分，尤其是行动前几天的记录，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内容：
“8月10日。向李建国副支队长汇报周启明情况后，他批准了初步调查。但今天我注意到，王振国副局长似乎异常关注此事，多次询问进展，并暗示‘有些背景复杂的研究，不宜深究’。他在保护谁？”
“8月12日。跟踪周启明至西郊实验室外围。发现除周启明及其助手外，另有一辆黑色轿车频繁出入，车牌遮挡。偷拍了一张模糊照片，车内人侧脸……很像孙志伟。孙志伟为何与周启明有接触？他负责外围侦查，不该出现在核心区域。”
“8月13日（凌晨）。截获一段可疑通讯信号（通过非正规渠道），经过模糊破解，关键词：‘货物’、‘转移’、‘清理’、‘老码头’。信号源指向……局内部？不敢确定。怀疑行动可能已泄露。”
“8月14日。最后一次见周启明。他状态很奇怪，既愤怒又绝望，说‘所有人都背叛了理想’。他给了我那个盒子（给林薇妹妹的），但特意叮嘱‘小心身边的人，有些人戴着面具活了一辈子’。他是否在暗示什么？”
“决定：明日行动，我将调整个人位置，尽可能靠近孙志伟所在小组，亲自监视。若有异常，见机行事。已将此笔记及部分备份证据藏于老地方。若我遭遇不测，望真相大白。”
笔记到此戛然而止。
“父亲在行动前就怀疑孙志伟，甚至可能怀疑内部有更大问题。”宋媛儿声音发涩，“他调整了位置，想亲自监视孙志伟，结果……”
“结果那晚他就‘牺牲’了。”唐乐面色凝重，“孙志伟后来承认是他紧张走火，但结合这份笔记，那可能根本不是走火，而是灭口！因为宋队发现了他的问题！”
“王振国当时的异常关注，也很可疑。”宋媛儿继续分析，“他后来被陈东升腐蚀，但当年他是否就已经和毒品网络有牵连？或者，他保护的不是周启明，而是当时已经存在的、与周启明合作的某个更早的网络？”
“那个网络，可能就是‘枭’的雏形。”唐乐推断，“周启明可能是后来被拉拢或胁迫加入的。而王振国、孙志伟，或许是这个网络在警局内部的早期节点。”
“那么，‘枭’本人，可能从那时起，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了。”宋媛儿看着笔记里那句“有些人戴着面具活了一辈子”，周启明当时指的会是谁？
“还有那条信息提到的‘老码头’。”唐乐说，“0815行动前，周启明就在准备转移。那个老码头，昨晚的神秘人约你见面的北山水库……这些地点之间有没有联系？都是水边，都相对偏僻，适合进行隐秘活动或交易。”
新的线索带来了更多疑问，但也让模糊的轮廓稍微清晰了一些。父亲并非全然蒙在鼓里，他察觉到了危险，并留下了线索。而那个神秘人，似乎知道父亲留下了什么，并且试图引导她找到。
这个人，会是友吗？还是另一个更危险的布局者？
五
第二天上午，专案组针对新发现的笔记内容召开紧急会议。
李建国仔细阅读了笔记复印件，脸色铁青，尤其是看到涉及王振国和怀疑行动泄露的部分。
“当年……我的确感觉到老王对周启明的案子过于‘关心’。”李建国沉声道，“但我以为他只是想尽快出成绩，或者有别的考虑。没想到……”他攥紧了拳头，“如果老宋的怀疑是真的，那我当年批准的行动，等于是把他送进了陷阱……”
“李队，当时的情况复杂，不能全怪你。”唐乐安慰道，“现在关键是，顺着这条线继续查。孙志伟已死，王振国在押，但他们背后那个更早的网络，‘枭’的早期形态，还有哪些人参与？是否还有漏网之鱼？这个网络与后来的陈东升、徐江、沈威，又是什么关系？”
宋媛儿提出了关键问题：“那个神秘人昨晚引导我找到父亲的笔记，他显然知道笔记的存在。他是怎么知道的？父亲只把笔记藏在了音乐盒里，连我都差点遗漏。除非……他就是当年父亲信任的、可能分享过部分怀疑的极少数人之一，或者，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父亲的调查，甚至可能……”
“甚至可能，他本人就是父亲当年怀疑的‘内部人’之一，但现在出于某种原因，想反水或者传递信息？”唐乐接上她的话。
“又或者，这是‘枭’的又一次试探和操纵。”李建国冷静分析，“他想看看我们掌握了多少关于过去的线索，想引导我们的调查方向，甚至可能想借我们的手清除内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
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一路，重新彻查0815案所有卷宗和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经济往来，寻找可能与早期毒品网络关联的蛛丝马迹；二路，加大对沈威的监控和调查力度，寻找他与十年前网络可能存在的交集；三路，宋媛儿和唐乐负责跟进钥匙和笔记带来的新线索，特别是“老码头”这个地点。
散会后，宋媛儿独自在办公室沉思。她拿出手机，看着那条已销毁的神秘信息截图。“……你父亲留给你的音乐盒，底座夹层里的东西，你看全了吗？”
这个人，对父亲的了解超乎寻常。会是父亲当年的搭档吗？除了孙志伟，父亲还有几个关系密切的同事。或者……是父亲在调查过程中接触过的、值得信任的线人？
她调出父亲当年通讯录里记录的几个主要联系人（母亲整理遗物时保存下来的），逐一筛查。大部分人都已经联系过，在父亲“牺牲”后提供了证言，看起来没有疑点。
忽然，一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赵永明。现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不久前曾被发现与陈东升在茶社秘密会面，收受样品。调查显示他与陈东升有利益往来，但暂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参与毒品犯罪。
父亲笔记里没有提到赵永明。但宋媛儿记得，在调查陈东升案时，赵永明曾不经意间提起，他年轻时曾在公安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才转到药监部门。具体时间和部门，他没有细说。
一个模糊的念头闪过。她立刻调阅赵永明的人事档案。
档案显示，赵永明，二十五年前从省警校毕业，分配到岚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工作了八年。期间表现普通，后因“健康原因”申请调离公安系统，转入当时的医药管理部门（药监局前身）。而他调离的时间点，是1998年。
1998年……那正是岚城及周边地区开始出现规模化制贩毒活动，警方展开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的时期。根据一些老刑警的回忆，那场打击行动虽然成果显著，但也留下了一些谜团，比如关键毒枭在逃，部分缴获毒资去向不明等。
赵永明的调离，是巧合吗？他在公安系统的那八年，是否接触或参与了早期的禁毒工作？他后来转到药监部门，恰好又是药品（包括管制药品）管理的要害岗位……
宋媛儿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如果赵永明早在公安时期就与毒品利益集团有染，后来调岗到药监，岂不是如鱼得水？他可以利用药监的职权，为毒品原料流通、非法药品研制提供保护伞甚至便利！陈东升找他，可能不只是为了新药审批，更是看中了他这条贯穿公安和药监的“历史渠道”！
而父亲宋建国，作为禁毒一线的刑警，是否在某个时候，察觉到了这位早已调离的“前同事”的问题？父亲笔记里没写，可能是证据不足，也可能是还未来得及深入调查。
她立刻将这一发现汇报给李建国和唐乐。
“赵永明……”李建国眉头紧锁，“我对他有印象，比我早几届，我入警时他还在刑侦，但接触不多。他调走时我还觉得可惜，毕竟公安系统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如果他真有问题，那隐藏得可就太深了。”
“查！”唐乐果断道，“查他调离公安系统的真实原因，查他过去二十多年的所有经济往来、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已知涉毒人员的交集。同时，对他进行秘密监控，防止他听到风声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