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伪造者很可能制作了多个‘副本章’交替使用，而每个副本因制版次数和初始状态不同，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身份印记’。这是生产流程化伪造的铁证，非小作坊手工可为。”
接着，他动用薄层色谱法分析签名笔迹油墨。试纸上显现出更复杂的光谱斑点。“不仅确认了两种品牌油墨，”
沈墨指着色谱图，“更关键的是，其中一种油墨含有一种特定批次的抗氧化剂。据我掌握的资料，该批次仅在1982年短期上市。而这几张单据的签署日期显示为1981年——这是时间线上的硬伤！证明这些笔迹是后期添加，整个单据的时间逻辑是伪造的！”
最后，他对纸张纤维和荧光增白剂进行采样比对。
“假单据用纸与永昌贸易80-82年真实单据的纸张来源不同，纤维配比和增白剂光谱存在明显的年代差异。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假单据用纸，甚至是83年才上市的新型号。”
沈墨抬起头，“赵永昌不仅伪造了过去，连‘未来’的纸都用上了。”
与此同时，李国明在陈时的要求下，进行了深度数据挖掘。
他通过刘锦荣的码头关系，调阅了更详尽的港口内部流转记录；又通过海运年鉴和船舶航行日志进行交叉核对。
“陈生，不止CY-7821！”李国明的声音有些发颤，指着年鉴上的配载表，“还有另外三个货柜号，在假单据与真实记录间存在‘重箱’与‘空箱’的矛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伪造模式，绝非孤例！他们是在批量生产假证据！”
他还根据永昌贸易已知的内部审批流程，复核假单据的逻辑。
“这几张关键单据的‘部门主管审核’签名位置，违背了永昌内部‘先业务后财务’的串行审批惯例，出现了逻辑倒置。做假的人熟悉格式，但忽略了内部流程的细节。”
听取汇报后，陈时站在白板前，目光深邃。
“‘生产线’特征，”
他敲了敲沈墨发现的公章磨损差异和均匀的复写纸痕迹，“这证明对手拥有一定的规模和标准化流程，不是散兵游勇。”
“‘内鬼’提供模板的嫌疑，”他指向伪造海关文件上那与真实官员笔迹高度相似的手写编号，“伪造者能接触到大量真实文件，甚至可能有内部人员提供了空白格式。沈先生，这个笔迹比对，要作为重要线索。”
“最后，伪造者的‘专业背景’锁定，”陈时总结道，“根据套准误差的规律性和网点形状，沈先生判断其来自正规大型印刷或排版机构。这说明赵永昌动用的是专业资源，也意味着，这个伪造者本身，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次日清晨，陈时站在白板前，手持三色记号笔。
沈墨和李国明分坐两旁，神情专注。
“赵永昌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相信证据，而是引导我们行动。”
陈时边说边画，三条彩色箭头如毒蛇般盘踞在白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