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遵循宪章规定的程序；他登基后的施政，也基本在宪章和内阁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这套框架，极大地压缩了因个人意志恣意妄为而导致政局剧变的空间。即便李显本人或许曾有过“乾纲独断”的念头，但在狄仁杰、张柬之等熟悉制度运作的阁老辅佐下，在整套官僚体系的惯性推动下，他也更倾向于做一个“循例”的君主。制度，提供了稳定预期的轨道。
其次，是内阁与成熟的官僚体系。狄仁杰、张柬之等阁老，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更是制度运作的专家。他们熟悉政务流程，掌控着庞大的文官系统。在李瑾、武媚娘时代，他们就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重要参与者。如今，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朝稳定的压舱石。而整个官僚体系，经过永贞以来多年的建设与磨合，专业化程度提高，各部门权责相对清晰，有了一套处理日常政务的成熟流程。这套体系具有强大的惯性，不会因为最高层的个别人事变动而立刻停摆或转向。它像一架精密而庞大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会按照既定程序运转，确保国家日常职能的履行。
第三，是既得利益者的稳定。永贞新政推行近三十年，固然触动了部分旧利益集团，但也塑造了庞大的新利益群体——通过新科举入仕的官员，在新经济政策下获利的地方大族和商人，因军功或边贸崛起的军将和边镇豪强，甚至包括大量因赋税均平、吏治相对清明而生活有所改善的自耕农。新政已成为“祖制”，意味着现有秩序和利益格局得到了最高程度的确认。推翻或大幅改变新政，意味着触动这庞大群体的既得利益，其阻力可想而知。因此，维护现状，成为从庙堂到江湖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稳定，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预期。
第四，是信息沟通与缓冲机制的存在。咨政院虽然权力有限，但它在权力过渡期，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安全阀”和“传声筒”作用。地方和民间的诉求、疑虑，可以通过这个相对公开的渠道表达出来，被朝廷听到。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息不畅或压抑而可能产生的潜在矛盾。同时，相对畅通的邸报系统、驿传网络，也能将中枢的决策、各地的动态较快传递，减少了因谣言、猜疑引发的恐慌。
最后，或许也是潜移默化但至关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经过二三十年的熏陶，无论是官员还是士人，甚至部分百姓，对于“依法（制）行事”、“循例处理”的接受度大大提高。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查制度、找成例、走流程，而非寄希望于某个“青天”或“明主”的个人干预。这种对规则和程序的依赖，使得社会在面对权力交接这样的重大事件时，减少了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集体焦虑和非理性·行为。
吴兢重新坐回案前，提笔蘸墨。雪光映着窗纸，将他伏案的身影拉长。他决定在史书中这样写道：
“神龙更始，天下易主。则天皇后还政于唐，未几，尚父李公薨。当是时也，朝野屏息以观变。然新皇践祚，一依《宪章》；内阁枢机，稳如磐石；政令所出，率由旧章；百司循职，如臂使指；四境晏然，民不知扰。或有论者，以李公之智、则天之威，始能创制垂统，然其身后，交接之平顺，秩序之井然，远超汉文之继、光武之中兴，直若无事然。此非独人谋，实制度之力也。盖《宪章》定分，则僭越之心息；内阁总揆，则政出多门止；新政成制，则反复之患消；百官习于规程，兆民安于常业，虽有鼎革，而国本不摇。观夫神龙元年，可谓见制度之成于平昔，而效验于仓促者也。后之览史者，其必有所感焉。”
他写罢，长舒一口气。这段历史注脚，或许不能完全概括那场静水流深般的伟大变革的全部意义，但它指出了一个冰冷而坚实的事实：个人或许可以开创时代，但唯有良好的制度，才能让一个时代平稳地传承下去，才能让一个帝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轮回。
窗外的雪，依旧静静地落着，覆盖了宫殿的琉璃瓦，覆盖了长安的百万家。在这静谧的雪夜里，帝国安然度过了它失去两位最强有力舵手后的第一个年头。没有惊涛骇浪，只有深水静流。这本身，就是最震撼人心的篇章。它无声地宣告：一个依靠个人魅力和铁腕统治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一个依靠制度惯性、集体理性和路径依赖来维系运行的时代，已经稳固地降临。
这一次，权力的过渡，平稳得让史家吴兢感到惊讶，也让后世无数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陷入深思。这平淡无奇的“平稳”，或许正是李瑾与武媚娘留给这个帝国，最宝贵、也最成功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