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已成为常设科目，虽然地位或许仍不及经学，但已无人能否认其必要。甚至连皇室子弟、勋贵子孙的教育中，也少不了算学、地理、乃至粗浅的格物知识。因为不懂这些，未来便难以理解这个日益复杂、被“新政”改造过的帝国。
回到府邸，狄仁杰在书房中坐下，老仆奉上茶汤。他翻开一份由通政司汇总的、关于地方民情的简报文牍。其中提到，某地有乡绅联合状告县令“擅改渠堰旧制，劳民伤财”，而县令的辩词则是“依《永贞水利通则》及工部新颁式样，因地制宜，以增灌溉之利”，并附上了改造后田地增产的具体数据。最终，州府的裁决支持了县令。类似这样，地方官员依据“新政”条规施政，即使偶有争议，也能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如诉诸上级官府、甚至咨政院讨论）得到解决，而不再需要动辄“直达天听”或引发朝堂激烈党争。
他合上文牍，闭目沉思。李公与则天皇后留下的，究竟是一套怎样的遗产？它不仅仅是具体的条文律令，不仅仅是内阁、咨政院、格物院这些机构，更是一整套思维方式、办事逻辑、价值衡量标准。它们像一张巨大而精密的网，已经深深地嵌入帝国的方方面面，规范着从朝廷决策到县衙断案，从科举取士到征收赋税，从工匠造物到商贾贸易的每一个环节。这套体系运行了二三十年，培养了一代适应它的官僚，塑造了社会运行的新的“常识”。以至于后来者，无论是想做好官，还是想发家致富，甚至是只想安稳过日子，都必须首先学习、适应、乃至利用这套规则。
这便是“祖制”的真正含义——它不再是先王古老的、或许已不合时宜的训诫，而是当下正在运行、且被证明有效的、活着的制度传统。反对“祖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对当下这个运行还算顺畅、国力依然强盛、百姓大体安定的“现状”。而“维持现状”，往往是大多数既得利益者与求稳者的共同选择，其力量，往往比激进的变革诉求更为强大。
数日后，狄仁杰在批阅一份来自剑南道的奏疏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奏疏是当地一位刺史所上，他建议在辖内某多山之乡，试行一种新的“山地茶税”征收办法，理由是可以“更公平，增税收，便茶农”。在奏疏末尾，这位刺史特意强调：“此议虽为新法，然其精神，实与永贞以来‘税赋均平，不扰于民’之祖制一脉相承，伏请朝廷俯察。”
看到“祖制”二字被如此自然地用来为一项新的具体政策建议背书，狄仁杰不由得哑然失笑，却又感到一种深沉的慰藉。他知道，李公若泉下有知，看到自己当年推行、饱受攻讦的“新政”，如今竟成了官员们推行进一步改革时，可以援引的、具有无上权威的“祖制”依据时，会作何感想？大概会是一抹复杂的、带着欣慰与讽刺的微笑吧。
这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的转换，更是权力合法性的转移。新政的合法性，不再仅仅依赖于李瑾个人的超凡智慧与武媚娘的至高权威，也不仅仅依赖于它们带来的实际成效，更依赖于它们已成为“传统”、成为“故事”、成为“本朝固有之制”这一事实本身。时间，为它们披上了一层坚固的铠甲。任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这套体系的人，都将发现，他面对的不仅是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是庞大的官僚机器，更是整个社会在二三十年间形成的、强大的路径依赖与思维定势。推翻它，犹如试图让江河倒流，其难度与引发的动荡，将是难以想象的。
新政，已成祖制。这或许并非李瑾与武媚娘最初的刻意追求，但却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也是他们的遗产得以长久延续的最坚实保障。它们不再仅仅是“李武时代”的产物，而是深深地烙入了“大唐”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与灵魂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狄仁杰提起朱笔，在那份剑南道关于茶税的奏疏上，批了一个“可”字，并写下“着户部、度支司详议，务求便民利国，不失永贞以来均平之旨”。他知道，这“永贞以来”的“祖制”，将继续指引着这个帝国，在它既定的轨道上，向着未来运行下去。而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及那位龙椅上的新帝，都已成为这套“祖制”的守护者与执行者，无论他们内心是否完全认同其每一个细节。
这便是历史的惯性，也是制度的力量。当开创者逝去，他们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并非金银财宝，甚至不是赫赫武功，而是一套能够自行运转、并不断自我强化的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将比任何个人的寿命都更为长久。
窗外，暮色渐合，长安城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这座伟大的城市，乃至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李瑾与武媚娘燃起的火炬照耀下，狂奔了三十年。如今，火炬的执持者已然更替，但火炬本身的结构、燃烧的方式、照亮的道路，却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行路者的心中与脚下，成为了新的、理所当然的“传统”。前路或许仍有崎岖，但至少，这照亮前路的方式，已被固定下来，成为了“祖制”，成为了“故事”，成为了后来者无需质疑、只需沿袭与微调的、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