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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3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三。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穆西河上未散尽的薄雾时，巨港城已开始苏醒。然而今日的苏醒不同往日，整座城市笼罩在肃穆与哀恸之中。昨夜陆战队与百姓连夜搭起的灵台，今日将在公用码头旁的大教堂广场迎来它的使命。
晨光中，黑纱与白幔在风中飘荡。教堂广场上，昨夜清理出的青石板地面仍能看到淡淡的血渍，但此刻已被成排的黑漆棺椁覆盖。一千二百余具棺木整齐排列，从教堂台阶一直延伸到广场边缘，其中那些尺寸短小的，格外刺目；那是未及成年的孩童。
巨港各处，所有旗帜皆下半旗志哀。原荷兰殖民官府邸的旗杆上，特区紫荆花旗低垂；码头海关大楼的荷兰三色旗早已撤下，换上了同样半悬的特区旗；河道停泊的军舰商船，桅杆上一律降半旗。就连穆西河上的渔船，也在桅顶系上了黑纱。
上午八时，人群开始聚集。
劫后余生的万余华人扶老携幼而来，许多人臂缠黑纱，眼含泪光。其他族裔的受害家属也陆续到场。威尼斯商人、葡萄牙商贾、阿拉伯商人，他们的面孔在人群中显得突兀，却又因共同的悲痛而融入这片哀恸之海。
三百余名手上沾满鲜血的暴徒被押解入场，手腕缚绳，踉跄跪倒在棺椁前的空地上。更远处，当地土著社区的长老与代表被“请”到观礼区，他们神色复杂，有的低头不语，有的喃喃祈祷。
哀乐尚未响起，哭声已先弥漫。
老威朗姆斯在女儿搀扶下蹒跚而来。这位威尼斯商人左臂吊着绷带，额上缠着渗血的纱布，右眼淤青未消。暴乱中，他的长子死于火绳枪下，妻子为护儿媳被乱刀砍死，儿媳遭辱后投井自尽，五名族人与仆役惨死。若非女儿藏身衣柜，威朗姆斯家族在巨港的血脉恐已断绝。
此刻他站在观礼区前排，浑浊的蓝眼睛死死盯着跪地暴徒中几张熟悉面孔；那正是冲入他店铺行凶的土著头目。他的手指深深掐进掌心，指甲陷进肉里，却感觉不到痛。
“爸爸……”女儿轻声唤他，声音颤抖。
老威朗姆斯缓缓摇头，用生硬的马来语夹杂意大利语喃喃：“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
几步外，张家昌躺在担架上被街坊抬来。这位昔日与荷兰人交好的华人头领，此刻双腿裹着厚厚绷带，面色苍白如纸。暴乱中他家破人亡，如今悔恨如毒蛇噬心。特区军医告诉他，双腿虽保住性命，但余生恐难站立。
他看着广场上成排棺椁，突然挣扎着想要坐起，却因剧痛而瘫软。旁边老者按住他，叹息道：“张先生，节哀……”
“我悔啊……”张家昌泪如雨下，“我悔不该信那些红毛鬼……我悔不该……”
十五岁的阿拉罕蹲在土著代表区角落，双手抱头，浑身发抖。这个曾被裹挟参与暴乱的流浪儿，唯一的“罪行”是从华人孩童手中抢了一块糖糕，随后便目睹那孩子与母亲被同伙杀害。昨日他主动投案，经核实后获释，今日却自觉来到广场。
他不敢看那些棺椁，不敢听那些哭声，只是跪在地上，用土语不断重复：“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原谅我……”
周围那些被强行“请”来的土著长老们，看着眼前景象，有的羞愧低头，有的闭目祈祷，有的老泪纵横。他们或许未直接参与暴行，但沉默何尝不是一种纵容？
上午九时整，哀乐奏响。
低沉的号角与呜咽的笛声在广场上空回荡，那是特区军乐团演奏的《安魂曲》，改编自华夏古乐与西方挽歌的融合。乐声中，哭声陡然高涨，如潮水般漫过广场每一寸石板。
林薇薇一袭素衣登上灵台。这位特区外事主管今日未施粉黛，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她环视广场，用清晰的中文宣布公祭开始，身旁通译同步译为马来语、荷兰语、葡萄牙语。
按照华夏传统，祭奠依序进行：击鼓鸣钟，净手焚香，献花奠酒。每一道程序都庄严肃穆，在多元族群混居的巨港，这套古老礼仪却意外地获得了所有人的肃然起敬；或许在死亡面前，所有文明都有着相通的敬畏。
陈启明在儿子陈铭陪同下登上灵台。这位劫后余生的华商领袖展开一卷素帛，声音因悲痛而颤抖，却一字一句诵读祭文：
“维公元一八四三年，岁在癸卯，新春伊始。吾等以赤诚之心，致祭于巨港诸死难同胞及各族亡灵之前……”
祭文以文言写成，通译官同步口译。当“八百余华夏儿女，百余各族同胞，或死于屠刀之下，或伤于乱祸之中”被译为各语时，广场上各族裔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
“……幸有故国援军，跨洋而来，雷霆出击，诛灭凶顽，护我生民……”
罗阿福站在兰芳军方阵前，闻言挺直腰背。他身后，一百二十名战士军容整肃，眼中闪着泪光。
“……特区立世，不以暴易暴，唯求法治昭彰，人道永存。此后当建文明之序，护万家安宁，绝仇恨循环……”
周凯立于灵台右侧，微微颔首。这几句话是他与林薇薇昨夜斟酌至凌晨的结果，既要表明立场，又要安抚人心，更要点明未来方向。
陈启明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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