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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病房之后，田中健司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桐生君，你真不怕他去投诉啊？”
“放心吧，他不会的。”
桐生和介把手里的病历夹递给路过的护士，脚步没停。
“走了，去急诊那边看看。”
现在是上午九点。
虽然住院部的查房结束了，但对于今天值班的他们来说，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群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作为县内唯一的国立大学医院，在急诊体系上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双轨制”。
一边是“救命救急中心”。
那里有专门的重症监护室、复苏室和直达手术室的专用通道，主要负责接收救护车送来的、生命垂危的三次救急患者。
比如严重车祸、高空坠落、心肌梗死。
另一边，则是“救急外来（急诊门诊）”。
这里主要负责接收那些自己走进医院、或者由家属送来的、病情相对较轻的一次或二次救急患者。
比如发烧、腹痛、切菜切到了手、喝醉了摔破头。
虽然名字里也带着“救急”，但实际上更像是普通门诊在夜间和节假日的延伸。
理论上，这两者是分开运作的。
但实际上，救命救急中心总是以“床位满了”或者“不够危重”为由，把大量的病人踢皮球一样踢到救急外来。
这就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救急外来变成了菜市场。
尤其是到了像现在这种年末年始的假期。
遍布街头的私人诊所、社区医院，以此为生的开业医们，早在28号就关门大吉，带着老婆孩子飞去夏威夷度假了。
于是，所有的压力都像洪水一样，倒灌进了大学医院。
患者们认为既然交了保险费，就有权利享受最好的医疗资源。
于是，把救护车当出租车用，把急诊室当便利店逛，成了这个时代的常态。
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便利店就医。
不管你是半夜三点还是大年初一，只要我不舒服，我就要去医院，而且医生必须要在那里等着我。
这就是所谓的患者至上。
而在这种大环境下，苦的只有底层的医生。
这就是1994年年末的真实写照。
也是日本引以为傲的“全民皆保险”制度下，医疗崩溃的前夜。
电梯门在一楼打开。
“医生！”
“医生在哪里！”
“我儿子发烧38度了！为什么还不能进去！”
“前面的还要等多久啊！我都等了两个小时了！”
急诊长椅上坐满了人，有人抱着孩子焦急地踱步，有人捂着肚子呻吟，还有醉汉躺在地上大声咒骂。
“桐生医生！田中医生！你们可算来了！”
一个穿着粉色护士服的身影，分开人群，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是急诊门诊的护士长，高桥美和子。
她那一向打理得极好的发髻此刻有些凌乱，额头上贴着退热贴，显然是带病上岗。
“高桥桑，别急，出什么事了？”
桐生和介伸手扶了她一把，防止她被一个乱跑的小孩撞倒。
“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高桥美和子喘着粗气，指着里面的诊疗室，一脸的绝望。
“今天值班的内科医生是第二内科的小野田。”
“但他专门搞消化道的，只会看胃镜。”
“现在外面全是感冒发烧的，还有切菜切到手的，摔破头的。”
“小野田医生根本处理不过来，而且……”
说到这里，她压低了声音，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而且他晕血。”
“刚才有个额头磕破了的孩子送进去，血流得稍微多了点，小野田医生脸都白了，现在躲在办公室里喝葡萄糖呢。”
晕血的医生？
田中健司听得目瞪口呆。
但在大学医院这种象牙塔里，这并不稀奇。
内科和外科之间隔着的一道天堑，比利根川还要宽。
很多内科医生一辈子都没进过手术室，除了听诊器和胃镜，连把手术刀都没摸过。
让他们去给外伤病人清创缝合？
那是难为他们，也是在害病人。
“外科病人积压了多少？”
桐生和介没有废话，直接切入重点。
“六个。”
高桥美和子翻开手里的记录板。
“三个切菜切到手的，一个被年糕噎住的已经转去耳鼻喉科了，还有两个是喝醉酒打架的，头破了。”
“都在处置室等着呢。”
“家属情绪都很激动，刚才差点就要冲进诊室打人了。”
这就是年末的急诊。
“知道了。”
桐生和介一边说着，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更衣室。
十分钟后，第一处置室。
门被推开。
一个满身酒气的中年男人被搀扶着走了进来，额头上还往下滴着血。
“医生，给我缝几针，快点，我还要回去接着喝！”
男人大着舌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还打了个酒嗝。
臭气熏天。
桐生和介皱了皱眉，屏住呼吸。
他站起身，带上手套，拿过旁边的清创包。
“去那边躺下。”
这种醉鬼是急诊最常见的生物。
尤其是年末忘年会扎堆的时候，每晚都能见到十几个。
喝多了，摔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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