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终于开口了。他掐灭手里的烟，环视全场：“同志们说了很多，都有道理。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怕死吗？”
没人回答。
“我们不怕死。”先生自问自答，“从建党到现在，我们死了多少人？李大钊同志死了，瞿秋白同志死了，方志敏同志死了……无数的同志为了革命牺牲了。如果怕死，我们早就散了。”
他站起身，在会场里慢慢踱步：“但是，我们也不能白白送死。去山城，有风险，我知道。奇兵可能扣留我，可能暗杀我，这些都有可能。但是——”
他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所有人：“如果因为怕风险就不去，那我们就失去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骑兵为什么连续三次邀请？因为他需要这个姿态。我们需要不需要？也需要。我们需要向全国人民证明，我们是真心要和平的。”
“可是先生……”有人还想说什么。
先生摆摆手：“我已经想好了。去，一定要去。但去之前，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主任先去打前站，安排好一切。第二，后方工作要安排好，刘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第三，各解放区要加强戒备，防止对方军队突然袭击。”
他走回座位，语气变得轻松起来：“至于我个人，没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坐班房嘛，我年轻时坐过那边的牢，也没什么。在班房里，我也能看书，能写文章，还能遥控指挥嘛。”
这话引得一些人笑了起来，但笑声中带着苦涩。
“先生，”一直沉默的军父开口了，“如果你决定去，我亲自安排警卫工作。从延岸到山城，一路上的安全必须万无一失。”
“还有，”任时补充，“我们要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如果谈判期间对方军队进攻，我们应该如何反应。如果先生在山城出现意外，我们又该怎么办。”
会议一直开到凌晨。最终，会议以表决方式通过了先生赴渝的决定。当结果宣布时，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那掌声里有支持，有敬佩，也有担忧。
散会后，先生没有立即离开。他叫住主任、刘奇、军父等几个人，又开了一个小会。
“我走之后，家里就交给你们了。”先生对刘奇说，“特别是军事方面，要盯紧骑兵的动向。我判断，他邀请我去山城，一方面是做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在争取时间调兵。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谈，要认真谈。打，也要准备好打。”
刘奇郑重地点头：“先生放心，后方有我们在。”
先生又看向主任：“主任，你先去重庆，有几件事要特别注意：第一，摸清骑兵的真实意图。第二，争取中间派的支持；第三，密切关注国际反应，特别是美国的态度。”
“我明白。”主任点头，“另外，我想办法接触一下景行兄。他在那边地位特殊，如果能争取到他的理解甚至支持，对谈判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