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目标，几乎是水火不容。”
“但总要试试。”李宇轩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就是你主张和谈的原因？”
李宇轩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只是主张和谈，是真心希望和谈能成功。打了14年仗，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太苦了。”
张治叹了口气：“景公，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政治这东西，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奇兵有他的算盘，先生有他的打算。我们这些人，夹在中间，能做的其实很有限。”
“有限也要做。”李宇轩掐灭了烟，“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直到天色完全黑透。张治离开后，李宇轩仍然站在那里。
他想起了1936年的西安，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思考着国家的未来。那时他以为，国共合作抗战，或许能成为民族新生的契机。但九年过去了，当初的期望正在一点点破灭。
“主任。”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李宇轩回头，看到一个年轻军官站在阴影里。他认出来，这是参谋总部的一个少校，叫郭儒瑰，平时沉默寡言，但业务能力很强。
“有事？”李宇轩问。
郭儒瑰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卑职刚收到一份情报，关于阎锡三部队调动的。第二战区的兵力正在秘密向晋南集结，目标可能是共和的太岳根据地。”
李宇轩眉头一皱：“情报准确吗？”
“应该准确。”郭儒瑰说，“我们在第二战区有内线。另外，还有情报显示，胡中南部也在向陕北方向移动。”
这些消息让李宇轩心中一沉。少东家一边邀请和谈，一边调兵遣将，这几乎是在明牌告诉共和：谈判只是幌子，武力解决才是真实意图。
“我知道了。”他说，“你先回去吧，注意安全。”
郭儒瑰敬了个礼，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主任，有些话卑职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卑职觉得，如果真的打起来，未必能像有些人想的那么顺利。共和在敌后经营八年，根基很深。而且……而且老百姓普遍厌战，如果内战爆发，恐怕会失去民心。”
说完这些话，郭儒瑰迅速离开了，仿佛怕被人看见。
李宇轩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郭儒瑰的话，其实也是他心中的忧虑。但在这个位置上，这些忧虑不能轻易表露。
夜色渐深，山城的灯火在长江两岸绵延不绝。这座城市见证了太多历史——抗战时的坚守，胜利时的狂欢，而现在，它又将见证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谈判。
李宇轩回到办公室，开始起草接待主任的方案。他写得很仔细，从接机安排到住宿安保，从会谈议程到礼仪细节，每一条都反复斟酌。
写到一半，他停下笔，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盒。打开，里面是那些泛黄的笔记。他翻到最新的一页，那是他前几天写下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开始重庆谈判。历史节点：如果谈判成功，或许能避免内战。如果失败，四年内战，数百万人伤亡。”
在这行字下面，他加了一句：“尽力而为，但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合上铁盒时，他的目光落在桌上一张照片上。那是去年全家福——他，儿子李念安，儿媳蒋化秀，四岁的孙子李镇国，照片上每个人都笑着，那是战争年代难得的温馨时刻。
如果内战爆发，这样的笑容还能保持多久？李念安此时还在前线，但作为他的儿子，难保不会被卷入。而那些黄埔学生，那些他教过的年轻人，又将有多少人要走上战场，生死未卜？
李宇轩点燃今晚的不知道第几支烟。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梦中那两个自己——年轻的军校生和年轻的平凡自己。这一次，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