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的嘴角弯了一下，弯得很淡，像是含着一颗还没化的糖，“他看着很冷，其实心软得不像话。您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别跟他讲道理。他这人一旦进入讲道理的模式，就会自动把心关上。您直接打直球，他受不了。”
苏砚挑了挑眉，“你这是在给我传授经验？”
“不是经验。”薛紫英摇了摇头，神情认真地纠正道，“是教训。”
然后她就走了。
苏砚后来把这段对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陆时衍听，陆时衍听完之后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苏砚差点笑出声的话。
“她说的没错。我确实受不了直球。”
现在，苏砚靠在病床上，看着陆时衍给她削苹果，忽然想起了薛紫英上飞机前发给她的一条消息。
“苏总，飞机马上起飞了。我想了很久，觉得有句话应该说出来——那天在法庭上，我看见您扑过去护住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彻底输了。不是输给您，是输给了那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喜欢。我从来没有那样喜欢过他，我只是不甘心失去一个好人而已。祝你们都好。”
苏砚当时看完这条消息，把手机扣在桌上，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她拿起手机，回了一句话。
“好人不一定是适合你的人。祝你找到那个让你愿意为他拼命的人。”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鸡汤了？被人打了一枪，连说话都变得温柔了。这事要是传出去，公司的股票没准会跌——毕竟投资人都习惯了那个在发布会上能把人怼到地缝里去的苏砚。
“想什么呢？”陆时衍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他把削好的苹果递过来，苏砚伸手去接，他却不松手，就那么举着，让她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
苹果很甜，汁水在嘴里炸开，带着一股清冽的脆感。
“我想起薛紫英给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苏砚嚼着苹果，含含糊糊地说。
陆时衍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心软得不像话。”
陆时衍低头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像是在翻一本旧书的最后一页，翻完之后轻轻合上，搁回了书架最角落的位置。
“她说得对。”他把苹果递过来让她再咬一口，“所以我以前输了那么多案子。心不够狠的律师，对上狠心的对手，天然就吃亏。”
“那你现在呢？”苏砚问。
“现在？”陆时衍看着她，眼睛里有种很沉很稳的光，“现在我把狠心的事外包出去了。交给那个连子弹都敢用身体挡的苏总。”
苏砚被他说得一愣，然后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太猛扯到肩膀的伤口，又疼得龇牙咧嘴。
“你丫的，”她捂着肩膀骂他，“能不能等我拆了线再讲笑话？”
陆时衍伸手帮她调整了一下靠枕的位置，动作很轻，手指擦过她后颈的时候带着微微的暖意。他的手掌很干燥，骨节分明，指尖有薄薄的一层茧——那是常年握笔写字留下的痕迹。
“苏砚，”他忽然叫她的全名，声音放得很缓，“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嗯？”
“你扑过来挡住我的那一下，”他停了一瞬，“是本能，还是想好了的？”
苏砚偏过头看他，看着他眼底那些细细的血丝，看着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看着他衬衫领口那粒没扣的扣子——大概是出门太匆忙忘了系。她忽然觉得这个人怎么看怎么顺眼，顺眼到让她很想伸手去揉一揉他那张总是板着的脸。
“想好了的。”她说，“我算过角度了。导师指使的那个杀手站在旁听席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他的射击角度会被第一排的护栏挡住一部分。只要我往你左边跨半步，子弹最多打到我的肩膀，绝对打不到心脏。你以为我是热血上头不要命了？”
陆时衍看着她，半晌没说话。他看人的方式很特别，不闪不避，但也不咄咄逼人，就像是在安静地读一本书，一个字都不想漏掉。
“你算过。”他重复了一遍。
“算过。”
“算过还挡？”
“废话。”苏砚翻了个白眼，“你要是死了，谁帮我呈证据？当时证据链还差最后一段闭环，只有你掌握完整的举证逻辑。我一命换一命，亏大了。我一命换你活下来替我打赢官司，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她说得理直气壮，像是在汇报一场商业谈判的结果——投入多少成本，承担多少风险，收获多少回报，每一条都列得清清楚楚。
陆时衍忽然笑了。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只牵动嘴角的社交笑容，而是真正被她逗到的笑，眼角都起了褶子，整张脸的线条都柔和下来。
“苏砚，”他说，“你知道吗，你这套逻辑说服不了任何人。”
“为什么？”
“因为你忘了算一件事。”
“什么事？”
“你算了自己死了亏不亏，算了案子赢了赚不赚，但你偏偏没算——”他顿了一下，眼神软了下来，“我要是眼睁睁看着你倒在我面前，就算官司赢了，我也输了。”
苏砚张了张嘴，到嘴边的话忽然全堵在了喉咙里。
病房里安静了好一阵。窗外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走廊里有推车轱辘碾过地砖的声音，隔壁病房有人在看综艺节目，隐约传来观众的笑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层很薄很软的棉花，把整个屋子包裹起来。
苏砚低下头，看着自己缠着纱布的肩头。纱布底下那道伤口正在结痂，医生说等拆线之后会留一道疤，穿吊带裙会露出来。她当时跟医生说没事，反正自己从来不穿吊带裙。但此刻她忽然觉得，这道疤也没什么不好的。疤是身体记日记的方式，有些事忘不掉，也不必忘掉。
她抬起头，看着陆时衍，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
“陆时衍。”
“嗯？”
“你丫的刚才那句话，比你打了三天三夜官司说过的所有话都管用。”
陆时衍没接话，只是伸手把她的手握住，握得很轻，拇指在她手背上慢慢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有点像**。
但苏砚觉得，更像一个刚刚起笔的逗号。
她忽然想起薛紫英在飞机起飞前发来的最后四个字，不是什么煽情的告别，也不是什么感慨万千的回顾，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苏总，打直球。”
苏砚在心里对那个正飞越太平洋的女人说了声谢谢。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扯住陆时衍的领带——那条该死的、永远系得一丝不苟的领带——把人拽到自己面前，在他还没来得及启动“讲道理”模式之前，直接把嘴唇覆了上去。
陆时衍的身体僵了一瞬，就像第一次上庭的新手律师被对方突然甩出一份意想不到的证据，本能地想要后退去找应对策略。但苏砚扯着他领带的力道没有松，他也不退了。他的手从她手背上抬起来，穿过她散落在肩头的头发，轻轻托住了她的后脑。
窗外的栀子花被晚风吹得一颤，几瓣白花轻轻落在窗台上。
薛紫英后来在多伦多收到苏砚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弯弯的，细细的，嵌在锁骨下面一点的位置，像一轮被压缩到极致的月牙。照片底下跟着一行字：
“旧伤疤上开出了一朵花。”
薛紫英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笑了。她坐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陌生的多伦多天际线，桌上堆着刚接手的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和劳工权益案件——案值不大，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每一件都是天大的事。
她拿起手机，回了一条消息。
“什么颜色的花？”
苏砚的回复几乎是秒到。
“栀子花。白色的，很香。”
薛紫英把手机放下，重新翻开案卷。她读到第三页的时候，发现自己嘴角还挂着笑。
那笑意很浅，浅到像是冬天玻璃上被哈了一口气之后留下的那片薄雾。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在多伦多的这个下午，阳光正好，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薛紫英拿起笔，在新案卷的封面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字收得很紧，像是一个终于学会跟自己和解的人，重新在封面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薛紫英停下笔，抬头看向窗外。雨幕把天际线的棱角模糊成了一片温柔的水彩画，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头继续工作。
桌角的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是苏砚的回复。
她写道：
“花从旧伤疤里长出来的时候，以前的疼就不算白受。薛紫英，你的那朵花也快开了。”
薛紫英没有回复。
她只是把这条消息标记了星标，然后继续埋头看案卷。
这一次，她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