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窗外是海淀镇的街，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看起来和往常一样。
但他知道，不一样了。
从今天起，从看到那份报纸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能开一天，是一天。”
最后，他说，“开不下去了，就关门。
关不了门，就跑。跑不了，就认命。
咱们小老百姓，不就是这样吗？”
他说得很淡，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但林怀安听出了那平淡背后的沉重，那是一种认命，也是一种坚韧——一种在乱世里，小老百姓独有的、卑微而顽强的生存智慧。
下午，林怀安收拾好东西，准备回西城教育部街的家。
他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块怀表，和那个记满了北安河见闻的笔记本。
他把它们仔细地包好，放进藤箱里。
伙计们都来送他。
老周拍拍他的肩，说：“怀安少爷，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老张和老李也说了一些吉利话。
顺子眼圈有点红，拉着他的手说：“怀安哥，有空常来。”
林怀安一一应了，心里有些发酸。
这几天，他从一个对生意一窍不通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能打算盘、能记账、能招呼客人的“准伙计”。
他熟悉了铺子里的每一匹布，熟悉了老周打算盘的声音，熟悉了老张招呼客人时的笑脸，熟悉了顺子扫地时哼的小调。
这里，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走吧，我送送你。”林崇礼说。
叔侄二人走出铺子，走在海淀镇的街上。
八月的午后，阳光还很烈，晒得青石板路发烫。
街两旁的店铺都开着门，卖布的，卖米的，卖杂货的，卖小吃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热闹而寻常。
但林怀安知道，这热闹之下，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他看见卖烧饼的老王，一边揉面，一边和旁边修鞋的老李低声说着什么，神色凝重。他看见茶馆里的说书先生，今天没讲《三国》，也没讲《水浒》，而是在说岳飞的《满江红》，声音慷慨激昂。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他看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聚在电线杆下，看着上面贴的什么传单，指指点点。
“看见了吧？”
林崇礼说，“人心惶惶。
密云离这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飞机一响，谁都睡不着觉。”
“二叔，您说……会打起来吗？”林怀安问。
“打不打，不是咱们说了算的。”
林崇礼叹了口气，“但看这架势，悬。
日本人占了东北，占了热河，现在又在长城各口增兵，下一步，不就是华北吗？”
“那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
林崇礼停下脚步，看着林怀安，眼神复杂，“怀安，你记住，不管世道怎么乱，不管仗打不打，日子都得过。
咱们是老百姓，老百姓的活法，就是活着。
活着，比什么都强。”
他顿了顿，又说：
“你回学校以后，好好读书，别的事，少掺和。
游行啊，集会啊，能不去就不去。
那不是你们学生该干的事。”
“可是……”
“没有可是。”
林崇礼的语气又严厉起来，“听二叔的，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安稳的营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这就是最大的孝顺，懂吗？”
林怀安不懂，但他知道，现在和二叔争辩，没有意义。
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二叔。”
林崇礼看着他，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走吧，车在前面。”
一辆人力车等在街口。
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见他们过来，赶紧站起来，接过林怀安的藤箱，放在脚边。
“去西城，教育部街。”
林崇礼说。
“好嘞，您坐稳。”
车夫拉起车，小跑起来。
林怀安坐在车上，回头看着站在街口的二叔。
二叔穿着那件深青色的杭纺长衫，背挺得笔直，但身影在八月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有些苍凉。
他就那么站着，目送着车子远去，一动不动。
车子拐过街角，二叔的身影看不见了。
林怀安转回头，看着前方。街道两旁的店铺、行人、树木，飞快地向后退去。
海淀镇渐渐远了，但那些声音，那些气味，那些人和事，却像刻在了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
车子出了海淀镇，上了通往西城的官道。
路两旁的田野，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绿油油的一片。
远处是西山，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青黛色的光。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宁静，那么平和，仿佛报纸上那些血腥的报道，只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故事。
但林怀安知道，不是。密云的那些死人，潮河关的那些冤魂，就在这宁静的田野那头，就在这平和的山峦后面。
他们的血还没干，他们的哭喊还没散去，他们的亲人还在哭泣。
而这一切，也许很快就会到来，来到北平，来到海淀镇，来到这条他正走着的官道上。
车夫跑得很稳，很有力。
他的背影随着奔跑的节奏一起一伏，汗水浸透了他破旧的白布褂子。
林怀安看着他，忽然想起北安河的那些村民，想起他们佝偻的背，龟裂的手，浑浊的眼睛。
他们和这个车夫一样，都是这乱世里最卑微的人，用最原始的力气，换取一点活命的口粮。
而他们，恰恰是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