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通过淑兰父亲，给胡家指了几句囫囵话，只说城里大医院或许有法子，让他们想尽办法带姑娘去瞧瞧，就说是受了大惊吓，别再提什么狐仙不狐仙的。
我甚至能想象到，当“狐仙”这顶沉重的帽子被摘掉，当小翠不再被当作一个被邪物占据的躯壳，而是当一个需要医治的病人来看待时，笼罩在那个家庭上空令人窒息的阴云，或许就能裂开一道缝。
但在那教育落后信息闭塞的年月，这已是我这个不信邪的愣头青，能给出的、最接近“破解”的法子了。我不知道这些话他们听进去多少。
大约小半年后，淑兰父亲来城里办事，提起胡家，说他们后来真豁出去了，借债带小翠去了省城。大医院的先生说是“癔症”，开了些安神的药丸子。
回来吃了，虽说没断根，但发作得少了，也轻了。恰巧村里搞生产队，让她跟着妇女队干点轻活，大家看她能做事，眼神也慢慢变了。后来，竟真说上了婆家，是邻村一个不挑这些的老实后生。
淑兰父亲说着，脸上是替胡家庆幸的笑。可我听着，心里头却像压着一块湿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往下坠。这“狐嫁女”的邪名，差点就活活压死了一个好好的姑娘。
淑兰父亲回去后，我和淑兰开始我们那间小小的新房。我拿着那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子，半天没说话。
淑兰轻声问：“咋了？发啥楞呢？又想起那姑娘的事了？”
我点了点头，把缸子放在窗台上，窗外是厂区宿舍楼整齐划一、却略显单调的窗户。“嗯，”我应了一声，“我在想，要是没有那‘狐仙’的名头，她或许能更早去医院，少受不少罪。”
淑兰叹了口气：“乡下地方，老辈子都信这个。再说，那时候……唉。”
她没有再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那是一个许多事情都无法摆在明面上说的年代。人们习惯于给无法理解的苦难找一个神秘的出口，却往往忽略了近在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病因。
“狐嫁女……”我喃喃道，心里没有破解怪事的得意，反而有些沉甸甸的。那个姑娘扭曲哭喊的身影，和医院诊断书上冰冷的“癔症”二字，在我脑子里来回交错。或许，真正缠住她的，从来不是什么深山修行的狐仙，而是这沉重又无处言说的现实。
我把这点感触埋在了心里，连淑兰也没再多说。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每当听到类似“中邪”、“附体”的传闻，我总会先想起小翠，想起那被“狐仙”名号耽误的病情。时代在变，可藏在人心角落里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清除起来，却比驱散一个山精野怪要慢得多，也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