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找过她。”
“结果就是——”
她的手握紧了，不是握拳，是十根手指绞在一起，骨节被挤压得发白。
“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在哪里。”
“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不要再给你打电话了，不要再找你了。”
“王支书甚至跟我说——”
她的下巴绷紧了。
“你妈已经给你相看新媳妇了。”
她站在代销点的柜台前面，手里攥着话筒，指节发白。
“没有。”周译说。
“没有这回事。”
他停了一下，额头上有一条青筋在微微跳动。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是我……是她跟王支书提前说好的。”
“你写的信，”周译继续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
这个词里藏着多少时间？
是他七八年五月出来之后？还是更后来——几个月后、一年后、好几年后？
他没有细说。
但林知微从他脸上那种痛苦的、几乎是自厌的表情里读出了答案：他是很后来才知道的。
后来到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去找我？”
周译的下颌绷紧了一下。
“我开不出介绍信。”他说。
介绍信。
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出远门需要单位或者公社开具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就买不了长途火车票、住不了旅馆、过不了各种检查关卡。尤其是——
“去不了北京。”
“别的地方没有介绍信还能混过去，”他说，“但是去北京查得紧，我去不了。”
首都，那个年代管控最严格的城市。
没有介绍信、没有正当理由、一个刚从“投机倒把”的关押里出来的人，他连火车都上不去，就算上去了，到了北京站也过不了出站口的检查。
“我后来去了海城。”他继续说，“那边有个熟人，给我介绍了去深圳的路子，我就去了深圳。”
他没有说那段从临城到海城、从海城到深圳的辗转有多艰难。
“后来，就听孙知青说……”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但林知微知道后面的内容。
孙知青告诉他——她结婚了。
林知微听完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什么也没说。
机舱里的光线暗暗的，遮光板挡住了窗外的阳光，只有过道方向透过来的一点微光照亮了这个角落。
两个人坐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像是两个被冲到了同一片沙滩上的漂流瓶，各自在海里漂了十几年，此刻终于靠在了一起，可以打开了。
她的眼泪已经不再流了。
她的鼻尖还有一点红，睫毛是湿的，黏成了几簇，在眨眼的时候会粘在一起再分开。
但她的呼吸已经平稳了。
“就算你去了北京，你可能也找不到我。”
周译微微抬了一下头。
“我们家后来搬家了。”
“搬家的时候，我跟对门的邻居说过，如果看到有人来找我，就把我新家的地址告诉他。”
“可是我后来想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邻居也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丝苦笑的味道。
没有手机，没有寻呼机，没有任何可以随时联系到一个人的工具。只有一个可能在家也可能不在家的邻居，和一张写了新地址的纸条。
“我以前总觉得，”她的声音更低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到的。”
这句话让周译的眼睛猛地酸了一下。
她以前觉得他无所不能。
在临城的时候，她确实有理由这么觉得。
那时候的周译什么都敢干，公社不让养鸡他偷偷在后院养了三只还没被发现，他在她面前永远是那个“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人。
她以前觉得他什么都能做到。
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觉得“去北京找我”这件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可能你根本来不了北京。”
这句话里没有责备。
有的只是一种迟到了十几年的、终于完成的理解。
周译垂下眼。
“是我的错。”
不管是投机倒把的举报，还是他妈截断了所有的联系、是时代的洪流把两个人冲散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等了，他没有来。
她找了，没有人告诉她他在哪里。
不管命运怎么说，不管时代怎么说，在他和她之间的这笔账上，是他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