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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反对，而是这个提议触及了目前工作惯例和资源分配的敏感神经。
一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庄副书记率先侧身对旁边的李常委低语，眉头紧锁：
“自带一半口粮？
这……这口子一开，可是了不得啊，以往兴修水利、出义务工，都是这个民工自带口粮…
现在要改成工程管饭，这得多少粮食？
咱们省里哪担得起？
苏北这么搞了，以后其他地方有工程怎么办？
都来找省里要粮食，这规矩不就坏了吗？”
他担心的是惯例被打破后引发的连锁反应和攀比。
李常委闻言，微微颔首，同样压低声音：“说的在理。
而且，这粮食从哪里出？
怎么分配？
会不会滋生新的问题？
虚报名额，克扣斤两？
阜县的前车之鉴可就在眼前。
管理不好，好事也能办成坏事，还会被人诟病我们搞特殊化。”
另一位负责组织工作的常委则带着一丝不忍，对着孙亚军：
“亚军省长，朝阳书记的话，虽然听起来大胆，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我上次下乡，也看到不少群众家里确实是缸底见空，乡亲们吃的没有精米，只有糠……
让他们背着那点活命粮出来，这工程进度恐怕也确实难保证。
从爱护群众的角度看，如果能解决粮食问题，当然是天大的好事……”
孙亚军听着周围的议论，面色凝重，没有立即加入讨论，而是用手指轻轻点着眼前的财政估算报告，显然在飞速权衡着利弊得失。
他知道陈朝阳捅了一个马蜂窝，但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真想做成这件事，民工吃饭问题确实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这时，一位年纪稍长的常委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几人听见，他提出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
“周书记，孙省长，陈书记，各位同志们，我有个问题。
就算我们勒紧裤腰带，解决了这一期的粮食，可这工程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
如果形成了依赖，后续粮食供应一旦接济不上，或者上面政策有变，那引发的动荡，谁来负责？这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
………
这些低声的交流，充满了疑虑、担忧和现实的考量。
它们像一层无形的压力，笼罩在会议室上空。
每个人都明白，陈朝阳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案，更是一种工作思路的变革，是对传统动员模式和组织能力的极限挑战。
这些“讨论”，恰恰折射出了在宏大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决策者们所必须面对的深刻矛盾和艰难抉择。
孙亚军听着讨论，终是接话开口：“如果粮食能部分解决，那工具呢？
锹、镐、扁担、箩筐、独轮车……这又是海量的需求，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
陈朝阳认真聆听，仔细回答：“工具问题，可以采取‘就地取材、土法上马、逐步改善’的策略。
组织当地的篾匠、木匠，大规模制作竹筐、扁担、木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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