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睛。
七里铺最深处有一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已经被油烟熏得发黄。楼顶立着一块褪色的招牌：“宏达拆迁有限公司”。招牌上的电话号码掉了两位，也没人去补。
凌晨两点，三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钱宏达坐在老板桌后面，手里捏着一根烟。他四十八岁，剃着光头，脖颈上一道刀疤从耳根延伸到锁骨，那是早年跟人抢工地留下的。穿一件黑色皮夹克，敞着怀，露出里面的花衬衫和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
桌上摆着几摞现金，旁边放着一份协议。协议封面上写着“七里铺地块搬迁补偿协议”几个字，但里面的数字，比政府定的标准少了整整一半。
对面站着三个人。
中间那个叫孙大牙，是钱宏达手下最狠的打手头子，四十出头，满脸横肉，两只眼睛像狼一样透着凶光。他左手边站着黑子，精瘦，专门负责“谈判”——就是堵门、泼粪、断水电的那种谈判。右手边站着老狗，五十多岁，看着蔫巴巴的，但手上至少有五条人命——都是早年拆迁时，被他在夜里处理掉的。
“大牙，七里铺还剩几户？”
钱宏达吐出一口烟。
孙大牙往前迈了一步。
“宏哥，还剩六户。其他都签了。”
“六户。”钱宏达重复了一遍，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碾灭，“哪六户？”
“最难搞的是巷子最里头那家，姓周的老两口，七十多了。儿子在外地打工，老太太瘫在床上好几年。他们说房子是儿子出钱盖的，要等儿子回来签字。”
钱宏达皱起眉。
“等？等多久？”
“不知道。电话打不通。”
“打不通是什么意思？”
孙大牙的嘴角扯了一下。
“我让人去‘问’过。老头说儿子换号了，他们也联系不上。我看他就是找借口拖着。”
钱宏达站起来，走到窗边。窗玻璃上贴着磨砂膜，看不见外面，只能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
“另外五户呢？”
“巷子口那家开小卖部的，姓刘，要价太高。政府定的补偿是每平八千，他要一万五。还有巷子中段那两家，是一对兄弟，两家挨着，说要么一起签，要么都不签。剩下两家倒是没什么，就是拖着，等着看别人签不签。”
钱宏达转过身。
“姓周的那个，老太太瘫着？”
“瘫着，好几年了。老头天天伺候她，推着轮椅在巷子里晒太阳。”
钱宏达想了想，走回桌边，从那一摞现金里抽出两沓，扔在桌上。
“明天你去，给老头送两万。告诉他，这是‘额外补偿’。签了，这两万算他的。不签——”
他顿了顿。
“不签，就把他的轮椅卸了。没轮椅，看他怎么推老太太晒太阳。”
孙大牙笑了，接过钱，揣进兜里。
“宏哥，那刘家的小卖部呢？”
钱宏达坐回椅子上，又点了一根烟。
“小卖部门口那根电线杆，是咱们的人装的吧？”
黑子点头。
“是。去年装的时候，特意走他家外墙过的线。”
“明天晚上，让人去把那根杆子的地线剪了。剪一半，留一半，让它接触不良。他家冰柜里的货，放一晚上全坏了。第二天他来找，就说供电局的事，跟咱们没关系。连着坏三天，看他撑不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