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现在还在活蹦乱跳。
出租车司机在等待中病情恶化，一周后死于肝肾功能衰竭。
死的时候，眼睛没闭上。
家属来医院闹过，但被保安拦住了。
王启耀从办公室窗户看到那个司机的妻子坐在地上哭，头发散乱，像疯了一样。
他拉上了窗帘。
二十万到手。
加上自己的十万积蓄，他给学校交了三十万赞助费。
女儿进了实验班。
开学那天，女儿穿着新校服，背着新书包，笑容灿烂。
“爸，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考最好的医学院，像你一样当医生！”
王启耀摸着女儿的头，心里那点不安被压了下去。
一条人命，换女儿一个更好的起点。
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副主任升到主任，再到副院长。
“加急费”从二十万，涨到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操作方式：不再直接修改病历，而是在评估会上引导讨论方向；不再收现金，而是通过海外医疗咨询公司走账；不再只做一锤子买卖，而是建立长期客户网络——那些富人、官员、海外华人，需要器官时第一个想到他。
每台“加急手术”，都是纯利润。
那些因为被他挤掉名额而在等待中死亡的患者，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数据库里的一个编号，一个名字。
直到三年前，女儿去了纽约大学读金融。
学费每年六万美元，生活费三万美元，公寓租金四万美元。
一年十三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九十多万。
王启耀需要钱。
更多的钱。
他加快了“加急”的频率，提高了收费标准。
今天这个心脏移植，一百万。
明天那个肝移植，一百二十万。
后天可能还有个肾移植，八十万。
钱像流水一样汇入海外账户。
女儿在纽约住上了中央公园旁边的公寓，买了限量版的手袋，假期去欧洲旅行。
每次视频，女儿都说：“爸，谢谢你。等我毕业了，赚钱了，好好孝顺你。”
王启耀觉得，一切都值。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进。”
门推开，移植中心的护士长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王院，今天手术的那个患者，术后两小时了，生命体征平稳。”
“嗯。”王启耀点点头，“密切观察。免疫抑制剂按时给。”
“明白。”护士长把文件放在桌上，“这是明天两台肾移植的手术安排，您签一下。”
王启耀扫了一眼。
两台都是“加急”。
费用那一栏空着，但他心里有数：每台八十万，一共一百六十万。
他拿起笔，签下名字。
护士长拿起文件，犹豫了一下。
“王院，ICU那边……今天上午走的那个教师，家属还在。他们问，为什么等了三个月，最后没等到肝源。”
王启耀抬起头，眼镜片后的眼睛没什么表情。
“肝源分配是系统自动匹配的，我们只是执行。你告诉他们，很遗憾，但这就是现实。医疗资源有限，不可能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