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老板通过关系找到他，请他“关照关照”。
他一个电话打给基层检察院，案子很快调解了。
开发商省了三千万赔偿款，事后给他儿子在国外买了一套公寓。
那时候，他想到公平了吗？
还有前年，那个民营企业的法律纠纷。
企业老板是他老同学，他出面协调，让法院加快了审理进度。
老同学赢了官司，送了他一块手表，说是“纪念友谊”。
手表很贵，他不敢戴，锁在保险柜里。
那时候，他想到公平了吗？
茶凉了，心也凉了。
李国华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
这种累，比他连开三天会、看一百份卷宗还要累。
他拿起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却发现不知道该打给谁。
妻子？儿子？老朋友？好像都不合适。
最后，他拨通了办公室的号码。
“小刘，明天上午的行程取消。我去一趟老干所，看看王书记。”
“好的李检。需要准备什么吗？”
“不用，就我自己去。”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公平。
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
当你在那个位置上，有权力，有关系，有资源，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有些事是应得的，有些人是要照顾的，有些规矩是可以变通的。
只有当有一天，你自己成了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才会突然醒悟，才会大声疾呼。
人啊。
他苦笑。
与此同时，省公安厅家属院。
孙建国正在阳台上浇花。妻子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
“听说周海涛要在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了？”
“嗯。”孙建国接过水，“工作安排。”
“你就一点不着急？”妻子看着他，“老孙，我不是非要你当那个常务副书记，但这事……总得争一争吧？”
孙建国放下水壶，在藤椅上坐下。
“争什么？”他说，“拿什么争？我这些年干了什么，组织上看得见。如果组织觉得周海涛更合适，那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
“可是……”
“没什么可是。”孙建国摆摆手，“我今年四十九了，从警三十年。见过太多事，也办过太多案。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
妻子摇头。
“我最想把去年那起连环失踪案破了。”孙建国说，“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六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每个月都来问进展，我都没脸见他们。”
他顿了顿：“周海涛提的那个方案，如果真能推行，也许这些案子就有希望。从这个角度说，他上去了，是好事。”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你总是这样，先想着别人。”
“不是想着别人，是想着该做的事。”孙建国站起来，“行了，不说这个了。明天周末，咱们去看看爸妈。”
“好。”
夜深了。
省委政法委大楼四楼，周海涛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他正在修改发言稿，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
桌上摊着各种资料：失踪人口数据、案件分析报告、国内外经验做法……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微信：“还不回来？饭给你热着。”
他回复：“马上，再等十分钟。”
其实他知道，这个“马上”可能又是一个小时。
但他没办法，这个发言太重要了，不能出一点差错。
不是为那个位置，是为那些等着破案的家庭。
今天下午，他又接到了一个失踪儿童家属的电话。
孩子丢了两年，父母还在找，还在等。
电话里，那位母亲的声音已经哭哑了：“周书记，我们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个真相。孩子是死是活，让我们知道行不行？”
他没法回答。
但他知道，如果他的方案能推行，这样的家庭就会少一些。
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公平不公平……
他想起李书记今天下午跟他说的话：“海涛，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把你该做的事做好，做到最好。其他的，组织上会考虑。”
他相信这句话。
不是相信李书记会帮他，是相信只要把事情做好，总会被看见。
就像那些失踪的人，只要不放弃找，总有一天会有结果。
他重新坐直，继续修改稿子。
窗外的夜，很深了。
省城睡了，但有些人还醒着。
在这个夜晚，不同的人想着不同的事，不同的心里装着不同的公平。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而天亮之后，生活还要继续，工作还要推进，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