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量的损失！”
他所在的俱乐部里一阵沉默，绅士们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思绪都飘回了一年前。
这种“本属于我们”的失落感，并不仅限于俱乐部，在各大报社编辑部里，编辑和记者们也在激烈争论。
《每日电讯报》的一位资深撰稿人对着主编嚷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情绪，先生！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都在抱怨
——抱怨我们英国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怀念福尔摩斯，他们为‘失去’了一个同样伟大的侦探系列而痛心！”
主编只能揉着额头：“所以我们要引导这种情绪，批评去年的过度反应，同时……嗯，要强调我们的开放态度……
但要记住，用词不能太卑微，显得我们是在乞求。”
《旁观者》杂志的编辑部则弥漫着一种自我检讨的氛围。
一位编辑在选题会上说：“我们当时是否也对《加勒比海盗》过于苛责了？是否不自觉地加入了那场抨击？
现在，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一位能持续为英国读者提供顶级侦探的作家，至少，他不再优先考虑我们了！”
这种懊恼甚至蔓延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在一些沙龙和晚宴上，不止一位议员听到类似的私下抱怨：
“看看现在，巴黎在为什么欢呼？在为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文学荣耀欢呼！”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人都沉浸在惋惜中。也有人在帝国荣誉感的驱使下，试图贬低波洛和《东方快车谋杀案》。
“一个笨拙的模仿者”“翻版的冒牌福尔摩斯”“刻意追求优雅反而显得虚伪”——这样的批评出现在一些小报上。
但这类声音很快被普遍弥漫的失落情绪所淹没。
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都深深地渴望读到这个推理故事，尤其是莱昂纳尔用了那么神奇的方式来讲述它。
这种期待，更加剧了那份“失去”的苦涩。
而让伦敦所有出版商无法捉摸的是，内阁与女王对索雷尔的态度——严格来说，他完全被禁的作品只有《1984》。
他在英国出版的所有旧作，除了《加勒比海盗》不能在英国本土销售外，其他都没有被“下架”。
但是新作呢？至少《泰坦号沉没》就没有在英国出版。
倒不是没有出版商向伦敦警察厅的出版审查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模棱两可的——
“从制度层面上，帝国不对任何将要出版的书籍进行预先审查，我们只负责在书籍出版以后视其内容及影响进行审慎的评估再决定是否对其执行及如何执行帝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禁止销售、销毁库存、追回售本、罚款、起诉作者或出版者等。”
这一番话下来，胆子再大的出版商都不敢妄想了，只能眼巴巴看着金矿近在咫尺，却一动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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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纳尔并没有让巴黎的读者等太久。
10月下旬，「沙尔庞捷的书架」就对《东方快车谋杀案》进行了出版预告，海报贴得到处都是。
11月下旬，《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在千呼万唤下，与读者正式见面了。
1883年11月30日清晨，巴黎还笼罩在霜雾中，「沙尔庞捷的书架」所在的十字路口，人群从天不亮便开始聚集。
最早到的是一些狂热的文学青年和学生，他们裹着厚大衣，踩着脚抵御寒冷，眼睛盯着紧闭的大门和透明的橱窗。
橱窗的玻璃后面，设计精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海报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背景是暗红色的火车轮廓，上方是花体大字“东方快车谋杀案”，下方则是头戴礼帽、留着整齐胡子的侦探侧影。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赫尔克里·波洛——法兰西智慧的化身”。
海报周围，堆迭着崭新的初版，书脊的字都烫着金，像一座诱人的金矿。
天色渐亮，人群更是如同涨潮的海水般汹涌而来，8点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人龙沿着街道反复“折迭”了几圈。
衣着体面的中产阶级、戴着面纱的淑女、好奇的职员……甚至拎着菜篮的主妇也停下脚步，被这罕见的长队吸引。
公共马车也不得不放缓速度，车夫不满地吆喝着，甚至叱骂着，而车厢里的乘客却纷纷探头张望。
“就是今天！莱昂纳尔的新书！那个叫波洛的侦探！”
“我们能下车去抢第一批吗？”
“你这傻子，不用上班了？”
“妈妈，那个侦探真有报纸上说的那么聪明吗？”
“听说最后凶手不止一个？上帝，这怎么猜？”
交谈声、猜测声、兴奋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驱散了冬天的寒意。
上午九点整，「沙尔庞捷的书架」沉重的店门终于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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