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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的头版在次日刊出了社论，标题是：《出版的责任与欺骗的代价》。
文章一开始只陈述事实——
【理查德·埃弗拉德先生昨日在本报发表声明，指出自己出版《1984》系受柯南·道尔欺骗。
后者以“福尔摩斯”新稿为诱饵，迫使其未审先发。埃弗拉德先生承认失职，但强调其爱国立场从未动摇。】
但最后的结论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关于《1984》的争论，而是把争议的焦点仍然放在“主编失职”上。
【此事暴露了出版业某些环节的脆弱。主编的职责不仅是获取稿源，更是对内容的最后把关。
当一位主编因急于获得畅销作品而放弃审核，他就背叛了读者与行业的信任。
至于欺骗者是否应承担更重责任——这应交由法律裁断。】
但读者们读出的意思完全不同。
咖啡馆里，一个学者放下报纸，对同伴说：“看明白了吗？政府要找替罪羊了。”
同伴压低声音：“埃弗拉德把柯南·道尔卖了。”
“也把索雷尔卖了。说是‘阴谋’。”
“那又怎样？书已经传开了。我昨晚在俱乐部，听人说黑市上《1984》的原版要卖到五镑一本。”
“五镑？疯了吗？”
“就这还不还价！”
“政府越是禁，书就越值钱。这是老道理。”
“对啊，还记得三年前法国的那本禁书吗？《颓废的都市》。”
“我想起来了……那书没写完，我还盼着第二部呢。”
“可不是吗，那一阵在巴黎炒到了20法郎一本！”
“你怎么能把《1984》和《颓废的都市》相提并论呢？”
“也是，那可是莱昂纳尔·索雷尔啊！”
角落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也在讨论。
年轻些的那个说：“我昨天去图书馆，想借《良言》看看，管理员说全被收走了。连索引卡都抽掉了。”
年长些的冷笑：“图书馆？我听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那本也不见了。连登记本上的借阅记录都涂掉了。”
“他们真怕成这样？”
“你想想——‘OLD LADY IS WATCHING YOU’——要是满街的孩子都对着女王肖像说这个，政府怎么办？”
年轻的那个想了想，笑了：“现在倒好，本来没几个人知道这句话。政府一禁，全英国都知道了。”
这就是禁书的光环！
你越禁止，人们越好奇。你越说它危险，人们越想看看到底有多危险。
而当你开始追查持有者时，恐惧就产生了——但恐惧总会催生反抗。
当然，关于内阁那三份声明与理查德·埃弗拉德的个人声明的讨论也不少。
“埃弗拉德这人，真是够无耻。”
“他在保命！你要是在老鼠啃脸和出卖朋友里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
“我不会让自己落到那一步。”
“话别说太早。不过苏格兰场的警察真的造了一个‘老鼠面具’？”
“谁知道呢？”
漫长的沉默过后，终于有人想起埃弗拉德的声明中的关键人物——
“柯南·道尔只是个医学生，帮索雷尔整理资料的。就算判他罪，能有多大分量？”
“索雷尔本人在法国，动不了。那总得有人在国内顶罪。”
“你是说，政府需要个‘国内同谋’的形象？”
“对。一个英国人与外国作家勾结，侮辱女王——这才更像是个‘阴谋’。”
“那为什么要选柯南·道尔？他还年轻，没什么背景。”
“正因为没背景。动他，代价最小。”
讨论声安静下来，不少人联想到了自己，自己难道就有背景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格莱斯顿这次……做得太难看了。”
没人接话，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话的意思。
自由党政府一向以“法治”“程序”自居。现在呢？先发政治声明定罪，再找证据，再逼迫证人——
这不像自由党的做法，倒像托利党那些强硬派的手笔。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除非，压力来自比政府更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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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城堡，女王书房。
维多利亚坐在书桌前，面前是这两天的报纸，既有理查德·埃弗拉德的声明，也有《泰晤士报》的社论。
看完，她把报纸推到一边，面沉如水。
侍立在一旁的私人秘书约翰·布朗轻声问：“陛下？”
“卑劣！”
约翰·布朗没明白：“您是说埃弗拉德，还是……”
女王站起来，走到窗前：“都是。主编为了自保，出卖作假；内阁为了交差，逼他做伪证。全都卑劣！”
她看着窗外的花园。秋雨打湿了草坪，树叶开始泛黄。
过了好一会儿，女王才转过头：“现在全欧洲都在看我们的笑话。
这个小丑发个声明，说自己被骗了，这就能挽回帝国的尊严了？”
约翰·布朗谨慎地说：“这也许是执行法律前必要的步骤，陛下。”
维多利亚摇摇头，然后说：“告诉格莱斯顿，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拙劣的表演了。
如果他要维护王室的尊严，就该拿出实际的行动出来，而不是让一个小丑在台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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