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握有王牌，是唯一能帮车主任的人——他希望我前往汉城，向县局主要领导如实反映情况。
我恍然大悟。车主任激动不已，为保密特意带我到他家促膝长谈，承诺事成之后定会重用我，并让我去黄梅处领取500元现金，立刻赴汉城拜见李主任，借机说明实情，为他求情，证明他身体无碍，仍能坚守岗位。车主任还许诺，今后我探亲休假，一律开绿灯，周末可安心回家陪伴家人。
拿着这笔钱，我站在寒风中，心里百感交集。1998年的这个冬天，基层计生工作的琐碎艰辛、机关人际的暗流涌动，还有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交织在一起。我深知，这趟汉城之行，不仅关系着车主任的去留，也决定着我在仙姑区的前路。而我也终于明白，基层之路从非坦途，唯有坚守本心，方能行稳致远。
汉城之行，风波定局。
拿到那500元现金时，我在手里捏得发烫。车主任拍着我的肩膀，那只手力道很足，掌心却有些潮湿，透着掩饰不住的紧张。他反复强调，路上小心，见了李主任要嘴甜、要实在，千万别耍性子。
我没再多言，只是点了点头。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五百块钱的事，这是车主任的信任，也是我在这个机关里，唯一的破局之道。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便揣着钱，搭上了去汉城的班车。一路颠簸，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乡野渐渐换成了高楼林立的县城。到了汉城，我没有直奔机关，而是先去了一家稍具规模的餐馆。
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点了几个硬菜——红烧肉、鲶鱼汤 、粉蒸肉，再加两个时蔬，最后要了一瓶当地最好的白酒。要让领导吃好喝好，这是车主任的意思，也是人情世故的规矩。改行以来，我负责接待 ，我跟同事们学到了一套待人接物的社交礼仪。
李主任按时赴约，跟他一道来的，还有另外两位我熟悉的老干部，一位是分管计生的副县长，一位是刚退休不久，现被聘为县计生协会秘书长的老向，他已经成为老李的顾问，经常工作在一起。两位老者老当益壮。他们看起来，头发有些花白，眼神锐利，不怒自威。落座后，我先倒了四杯酒，双手递了过去，恭敬地说了几句平日的感谢话。他们三位都是从铁钉出来的，一位是老李的高中老师，一位是他的伯乐，对他有恩。对老者尊重，就是对老李的敬重。他能够把他们请来聚餐，连家属都没有到场，就可想而知了。
酒过三巡，话匣子才慢慢打开。我没有绕弯子，直接把仙姑区计生办的实际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从接待费的猫腻，到王副主任家副食店的供货问题，再到车主任身体其实已在康复、只是碍于面子不得不退的实情，我都说得坦诚且客观。
“李主任，我们车主任是老军人老干部了，一辈子扎根在乡下，没功劳也有苦劳。他身体刚好转，这时候把他撸下来，让一个周边同事普遍认为有私心的人上位，不是我们的用人导向，下面的基层干部，又怎么会服气呢？”
我语气平和，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发泄任何个人情绪。毕竟，我只是个办事的，说的是事实。
李主任沉默了许久，端着酒杯缓缓晃动，目光直视我：“这些事，局里其实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没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们车主任，也是……太顾全大局了。”
那一刻，我知道，伸张正义，基本上成了。
饭局结束，我送走李主任和两位老领导，独自走在汉城的大街上，阳光刺眼。心里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我去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朱玲接的，声音带着雀跃。孩子的烧退了，正在家里画画，还念叨着让爸爸早点回来。
挂了电话，我心里暖暖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回到仙姑区，局势已然逆转。
孟副区长从汉城回来后，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会上，李主任代表局里，宣布了人事任免决定：车主任继续留任区计生办主任，免去王副主任行政职务，调回区机关另作安排。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当然更喜剧的是王副主任说的那句话：我就不走，看你车主任还能把我吃掉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