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在大革命激流中入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的组织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同志曾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北及山东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1929年冬,中共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1年党派他回上海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派他到满洲省委工作。他于1931年2月到了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事运行部主席(即军委主席),亲自起草了“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游击运动提纲”“义勇军组织法”等。约半年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抗日自卫军和救国军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党的威信。1935年2月,他担任了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军党委书记。1936年底,他又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领导四军、五军、七军、八军、十军和救世军,此外一路军的第三师也经常和五军部队在一起战斗。部队活动在吉东地区和中东铁路、哈绥铁路两侧及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等广大地区约三十余县。周保中在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曾五次负伤,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仅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就曾三次负伤,有一次肠子被打出来了。当时,哪有医疗条件呀!连治外伤的药也没有,可是他不叫一声痛,硬是将肠子塞回腹部,敷上草药,用绑腿缠好,仍然坚持战斗和工作。他的模范行动,深深地鼓舞着广大的抗联战士。
王一知同志是黑龙江省依兰县人,生于1916年,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入党。曾担任过依兰县中学女子班党支部委员，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部、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九·一八”事变后,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义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人党后,她率领广大爱国学生和妇女群众,更加奋不顾身地开展抗日活动。她积极地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反日会、救国会、发展党团组织。在工作中,她不避艰险,不辞劳苦,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东北抗日军民的重要关头,党把她派到抗联第五军。在峰火连天的战场上,她率领五军女战士,在被服给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常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与男同志一样行军作战,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英勇战斗。在二路军密营总指挥部,她更是无私无畏,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帮助周保中做了大量工作。
自1939年春开始,王一知和周保中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同敌人同旋,向敌人冲锋，一起吃野菜、饮山泉，忍受酷暑严寒的考验,当深秋山里果实成熟，他们关系也成熟了。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和考验,培植了深厚的情感。当王一知大胆地向周保中坦露压抑内心许久的爱慕时,周保中笑着问她:“日寇到处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捉拿我,并以重金收买我的首级,赏金由五万元增加到数十万元，一知,难道你不怕?”
王一知十分坚定的说:“我不怕!”
周保中被王一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经总部机关党支部的同意,他们的婚礼在兰棒山总部密营里举行。
他们的婚礼既简单又隆重。
二位新人把平时穿旧的军装洗了洗做为新婚礼服,吴玉清、金成玉(朝鲜族)、李顺姬(朝鲜族)等五名女战士在密营新房里插上了从野外采来的花草稍加点缀,金京石等有文化的战士在木刻楞墙壁上贴上几张抗日救国的标语，新房就算布置完了。
婚礼开始时,支部书记以主持人的角色向战友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世及相爱过程,勉励他们团结一心,并肩战斗,为消灭日本侵略者贡献青春。接着是文艺活动,应战士们的要求，周保中先唱了(国际歌》,王一知唱了当时抗联战士流行的《红旗歌》,开始有的战士跟着小声唱,后来大家一起合唱,形成了共鸣。金成玉、李顺姬、吴玉清等几位女战士带头跳起了欢快的朝鲜族舞蹈,为婚礼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三次重走抗联路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右三）和儿媳自费，再次登上二路军总部遗址（周保中结婚纪念地）。
炊事班的同志们为庆贺总指挥的婚礼,特意为全体指战员作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炊事员用铁桶盛上来马肠子煮野菜。没有酒,战友们就端着大碗大碗的“京石泉”水作喜酒,频频举杯祝贺总指挥夫妇美满婚烟,并预祝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周保中和王一知望着可爱的指战员们,吃着不同寻常的饭、喝着不同寻常的酒,非常感动。在两个人对饮之时,王一知觉得有异样的东西落在她的手背上,她知道:那是保中从心河里溢出的眼泪……
源于一封信
1987年秋,七台河市委党史办给宏伟乡党委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据史料记载,1938年3月18日,我东北抗联二路军五军三师八团一连十二名干部战士在小孤山同日军四百多人激战一整天,最后全部牺牲,并要求宏伟乡党委对这一战场遗址进行考察、寻找并上报。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封信被一位有心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宏伟乡武装部长苏将校同志。
自费考察抗联遗址牵头人，时任七台河市宏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苏将校（1988年春）
苏将校,刚刚转业复员,当年38岁,是一个非常善良朴实的汉子。他的二舅也是烈士,他二舅的事迹对他影响很深,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报名参了军,并在部队经受教育和锤炼。早在1985年,他组织民兵拉练,在选择训练地点时,经过踏察，选在小孤山。训练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马骨头、人骨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又有不少群众发现了一些战争遗物,这使有军人特殊敏感的苏将校惊喜地认识到:这一带当年肯定驻扎过抗联队伍,十二烈士的牺牲地也许就在这里。
看了这封信,苏将校怀着对阵亡烈士的崇敬,怀着一个退伍军人眷眷报国之心,立即着手查访,在他的影响下,李兴发、张学玉、葛维升、沈忠芳、董兴业、孟庆江、毕得金等人也加入进来。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十二烈士山”查访小组,由苏将校和市电视台驻宏伟乡记者站站长李兴发负责经常性工作,于是一场艰辛的查访开始了。
这个小组进行了大量的查询、收集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等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1988年3月七台河军分区，市委党史委分别为自费考察的同志出具的介绍信。
他们先后去过宝清、依兰、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北京。这期间苏将校、李兴发自费花去了5千余元,仅88年上北京寻访老抗联将士、寻找珍贵的文史资料就花掉3千元。一路上他们省吃俭用,食不果腹,还险些传染上甲肝。苏将校动用了当时家里准备盖房钱。对于并不富裕的他们来说,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1992年,苏、李二人去依兰请来了两位老抗联,其中张玺山这位老抗联因年事已高,上不去山,但是要认定烈士山必须到山顶察看地形,于是苏、李二人轮流将这位老抗联背上了山顶。
苏将校、李兴发自费查访烈士山的事迹在宝清县、七台河军分区、北京有关部门引起反响。他们去北京查阅资料,七台河军分区给他们出具了军字号介绍信,使他们在京办事进展顺利。他们在北京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当档案馆的同志听说他们是自费查访时,破例为他们及时查找了所需资料。在国防科工委,原科工委主任、老抗联彭施鲁同志听说找他了解十二烈士山的事,非常高兴的说:“十二烈士山终于有人管了,他们没有白死啊!”并欣然挥毫为十二烈士题词,书写了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行军途中为十二烈士题的诗赠给宏伟乡人民政府。彭老还说:“将来一定要去宏伟看看烈士山!看看根据地的人民”。在北京,他们还探访了原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当时王老已81岁高龄,且身体不太好,他和老伴阎林、大女儿王宇热情接待了苏、李二人。当苏将校拿出从兰棒山买来的6斤元蘑时,王老一家非常感动,王老和阎林说:“这就是革命老区的元蘑!”一下子就勾起了对当年在兰棒山战斗生活的回忆,详细介绍了二路军总部密营、十二烈士山、大砬子等具体情况。并说在十二烈士山战斗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亲自给周保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讲述了战斗经过。在北京,他们还找到了周保中女儿周伟的单位（北京陆军总医院高压氧舱办公室）,当周伟听说他们是自费来的,也非常感动,拿出母亲(王一知)临终前的录音带,说:“我母亲临终还嘱托,一定要把烈士山找到!”苏、李二人听着录音,眼窝一下子湿润了。（苏、李二人并将王一知、王效明的谈话录音进行了复制留存）
在哈尔滨,陈雷的夫人李敏详细看了苏、李二人提供的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王效明等人还提供了其它老抗联战士的地址,如河北的曹暑岩、天津的姜焕洲等，却因经费不足而错过了寻访英雄的时机。当他们坐车返回家乡,兜里仅剩下二十元肆角六分钱……1992年春天，苏将校把从各个战场遗址收集的弹壳、炮架、战刀、钢盔和有关资料收藏好,又到烈士山把烈士的遗骨掩埋在一棵常青树下,以等待周保中诗中预示:“指点沙场吊忠魂”的机会来临。
寻祭十二烈士山,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4年以来我市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当做大事来抓,市委宣传部、市军分区等部门把爱国主义教育做为一项重点工作摆上了突出的位置。市中级法院等对此事也引起了高度重视。下乡包扶的中级法院立案庭庭长葛维升、市老促会副会长沈忠芳多次到宏伟、宝清考察。沈忠芳当时年近古稀,还冒着寒风,踏着深雪,登上小孤山、大砬子……并亲自撰写报告、申请、解说词、碑文等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约一万余字。
半个世纪未予认定的烈士山果真到了“指定沙场吊忠魂”的时候了。
黑国发[1997]2号文《关于命名首批省级国防教育基地的通报》,十二烈士山名列其中。
1998年7月8日,十二烈士山纪念碑庄重地竖立在小孤山南麓。
至此,为艰辛的寻祭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正是:
十载查访历尽艰辛痴情恋沙场;
一朝如愿凭吊英魂泪眼望丰碑。
几件“小事”
“神经病!”这本是一些乡邻不理解、嘲讽的话。苏将校、李兴发研究、查访革命历史战迹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的确有些“神经兮兮”。拿他们自己的话讲:“现在满脑子都是十二烈士山,都是十二烈士,别的什么也装不下,阵亡烈士的高大形象在眼前就是挥之不去!”
彭施鲁将军（左）和苏将校（图右）面对军事地图研究抗联遗址等事宜，1988.3月李兴发拍摄
1998年8月28日《七台河晚报》记者杨露报道苏将校和他的搭档报纸原件。
研究历史、考察历史本就是件极艰苦的差事!搜集、翻阅、研究资料,多少个无眠之夜,他们秉烛夜读,与先烈进行着心与心的沟通;多少个节假日,各个战迹地出现他们搜集证物、往返不知疲倦的身影。随着历史的书鉴一页页慢慢清晰，他们仿佛更失去了自己,忘却艰辛,带着微笑,沿着先烈的足迹向那“灯火阑珊处”走去。
人们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高尚的女人。的确,妻子对他们是支持的,默默地承担起了全部家务,默默地给他们以无声的帮助。然而,“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家庭生活哪能没有波澜!
苏将校的爱人徐桂华是医院的一名药剂师,事业心很强，一次,她正在家中做饭,忽然接到通知让她速到医院,有病人急需用药。她忙交待正沉浸在资料中的苏将校看好饭锅和园子,放下已下锅的米急匆匆去了。待她忙完工作回到家中,厨房已糊烟四起,米饭成了黑糊糊的锅巴,园中更是一片狼藉，葱葱绿绿、即将落花结果的花菜已被大鹅吞噬得乱七八糟。而苏将校还在那里浑然不觉。多日来身背重负的勤劳、善良的女人,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她边喊边撵着抓住乱跑的大鹅,狠狠心猛地摔死在地上。
多年来的省吃俭用,苏将校、李兴发两家积攒了一些钱，准备翻盖新房。两人的妻儿都沉浸在新房子落成带给他们的喜悦之中。正当苏将校家房子准备上瓦、李兴发家房子再添备木料的时候,二人却正在商议着自费去北京查找资料和采访老抗联。这怎么能行?靠一个月才几十元钱的工资,攒够盖一个房的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当两个人将他们的决定同妻子商量时,妻子们说,你们查访我们不反对,但是动用多年攒下的盖房子辛苦钱,我们实在想不通。苏将校、李兴发理解妻子,是妻子用瘦弱的双肩支撑起了这个家,是妻子平时无怨无悔的支持,才能使他们一心扑在烈士山的查访工作上,他们怎忍心破灭妻子翻盖新房的最大心愿呢?人与人之间需要太多的理解……列车徐徐开动了。苏将校、李兴发摸着妻子为他们准备的行囊,望着渐渐远去的妻子背影,眼睛模糊了……
一次特殊的“绿灯”
“绿灯”并不是随意为每个人开亮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对特殊的人,才有特殊的破例。自费寻查文史资料的苏将校和李兴发幸运地遇到了这种特殊的待遇。
那是1988年3月24日,苏、李二人从北京东城旅社出发,乘公共汽车西行,途中换了三次车,经过3个小时,来到北京西山脚下--中央档案馆。
在中央档案馆大门口,一位姓王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接待了他们,看了他们出示的七台河市军分区的介绍信后,领着他们来到中央处利用室休息室。从大门口到休息室,有两道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着这机要重地,院子里有一群狼狗在护院,一派戒备森严的气氛。
时间已是下午1时45分。
姓王的年轻人拿着介绍信,又打量了一番这两个不同寻常的人,说:“我们领导正在开会,你们先在休息室等着吧。”
苏、李二人就求他通融一下,说:“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找了三个小时才找到这儿,请你帮帮忙。”
姓王的年轻人说:“我们这有招待所,你们先住下。”
苏将校说:“我们现有的钱只够返回的路费,如果再住店，还得花钱,再说我们已在东城旅店写了店铺了。”李兴发补充道:“我们是自费,把家里盖房的钱都拿来了。”
姓王的年轻人说:“那好,你们等一下,我给我们处长打电话问问。”
不一会,处长来了,说:“你们先住下,查的东西现在不能让你们查,我们明天帮你们查,你们26日上午来。”
苏将校犯了难:“再住两天,我们就回不了家了。”姓王的年轻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的齐德平处长。
自费考察研究抗联遗址的原七台河市宏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苏将校
苏、李二人就央求齐处长,又把自费寻查的事说了一遍。齐处长说:“我在这儿工作了这么多年,还头一次遇上自费来的。”就详细问了苏、李二人的工作单位、职务、年龄。又问:“你们为啥自费查资料?”
苏将校说:“我是当兵出身,烈士山就在我们乡南面,我们是出于对烈士的敬仰,再说了,烈士们为了抗日救国把命都搭上了,我们搭几个钱又算什么呢?”
“好!好!好!”齐德平不住地点头,然后略思片刻,说:“就为你们这种精神,我破一次例,开一次绿灯。为了让你们节省钱,我马上安排人去查。”
齐德平处长让姓王的年轻人把资料室的贺德海叫来,交待了一番,就又去开会了。
贺德海领着他们往地下室走,问:“查什么资料?”苏将校说:“吉东省委有关十二烈士山的资料。”
说话间,已来到了地下室门口,贺德海进了地下室查出一本书来,书名是《烈士山,十二烈士》，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吉东省委第二印刷所印。
苏、李二人详细翻看了书的具体内容,并在本子上把重点做了记录。原来,1938年3月18日发生了烈士山战斗,仅40多天,这书就印出来了,且书上记载的地理位置就是宏伟乡境内的小孤山位置。
在翻看、记录资料时,贺德海又听了一遍自费者的介绍，非常惊讶,说:“你们自费跑这么远那得多少钱哪,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们,以后需要什么资料,打个电话我就给你们查找。”
苏、李二人记了贺德海的电话号码,不住地言谢,告辞了。出了中央档案馆,两个人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李兴发说:“在交通岗,一遇到急救病人准给开绿灯,这儿也好比交通岗，我们之所以能如愿以偿,通行无阻,因为我们是病人。”
这句话倒把苏将校造愣了:“病人?甲肝?”
李兴发摇摇头说:“你忘了,人家管咱不是叫神经病吗?”
“神经病”这句话是别人对他们的嘲讽。
苏将校乐了:“病就病吧,咱为烈士们而病,咱值得。”两个人的脸上浮现出胜利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