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时机上尚不合适，他甚至想一步到位分田均地，而不是将他们划为民屯。
但现实逼得他只能如此。
乱世当前他必须施行先军政治，民生只能暂且次之。
只有成为这场汉末乱世唯一的赢家，他给予的承诺才能真正兑现。
不过话又说回来，凡事皆有利有弊。
冀州黔首是高兴了，但这场度田风波中冀州士族豪强却损失惨重。
虽然破家灭门的不多，可举族被流放五原、云中等边郡的宗族却有不少。
就算是中山甄氏这样的关系户，在这场风波中都不免元气大伤。
甚至在冀州度田的过程中，中山甄氏还是最早被处理的那一批大族。
这不是幕府众臣狗胆包天，也不是屯田司和中山甄嬛氏有什么宿怨，反而是魏哲特意嘱咐的。
话说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也曾经开展全国度田。
然而早前打天下的时候有多取巧，刘秀这次度田就有艰难。
毕竟谁能心甘情愿被革命呢？
在从洛阳运回兰台秘藏等古籍孤本之后，魏哲曾看到了不少未曾纳入《东观汉记》中的秘闻。
倒不是蔡邕等编撰者怀疑那些史料的真实性，而是不方便公之于众。
比如建武十五年，大司徒韩歆被冤杀；建武十六年，继任大司徒欧阳歙死于狱中；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又获罪下狱，死于狱中。接连三任三公都不得善终，这背后的根由就在于度田。
这其中大司徒欧阳歙本为在野儒宗，但最后却因贪污被处死。
看似和度田无关，可实际上他背后站着的却是河北世家。
当然，欧阳歙落到这个下场也算是咎由自取，谁让他贪污呢。
但戴涉的死就比较牵强了，因为他所举荐的人犯罪了，按例只是识人不明。
除非关系到那种十恶不赦的造反大案，否则最多也就是罢职流放罢了。
但刘秀本却没有宽容戴涉，直接赐死。
而最冤枉的则要属韩歆了，因为他屡屡劝谏，直言不讳，让刘秀十分不快。
结果刘秀竟然将他和他的儿子赐死，甚至将劝阻的鲍永贬官。
如此种种暴虐过激的举动，与曾经那个英明神武的刘秀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不是刘秀忽然性情大变，志得意满，而是他试图用杀戮震慑住那些地方豪强。
但可惜这种办法并没有什么用处，“度田”一开始，各地豪强势力立刻以利诱和威逼的手段，迫使地方官员与他们勾结，并且采取隐瞒的手段，让“度田”虚有其表。
刘秀在洛阳看到的奏疏都是各种光鲜亮丽，可实际上水分却大的惊人。
结果就因为“度田不实”，刘秀又杀了十几位地方太守。
但他前脚杀了办事不利的官员，后面地方便出现了大量“盗贼”。
一时间全国豪强闻风而动，仿佛转眼就要再次出现新朝末年的场景！
于是面对逐渐失控的局面，刘秀最终妥协了。
不是刘秀太软弱，而是他发现自家完全没办法度田了。
因为他的权利根基，大汉皇权，都已经被这些社稷之毒给渗透了。
再继续度田下去，再造大汉就将成为一纸空言。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刘秀的白月光——南阳阴氏一家便有田七万亩。
刘秀的舅父樊宏祖上便经营商贾之事，但也有田地三万亩。
最关键的是，樊宏已经是刘秀亲戚中最谨小慎微，严于律己的那一个了。
“云台二十八将”中大部分功勋元从的资产都要比樊宏多。
实际上度田推行没多久，在刘秀的催逼下地方太守就无奈的汇报：帝乡南阳，功勋豪强威福自行，权势胜于官府，地方官吏实不敢，亦无能推行度田。
有些没节操的，甚至将农民的房舍当作田地虚报以充数。
朝廷的度田文书亦曾夹带“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密简。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刘秀怎么度田？
他若是坚持要清丈田亩，那么首先就得把自己砍成半身不遂。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刘秀的新生政权已然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甚至他此时的处境，要比面对王莽、更始帝等人时还要危险。
毕竟这一次，他曾经的心腹、盟友甚至亲朋，都可能站在对立面。
被逼无奈之下，刘秀只能举重若轻，他杀了众多前台的所谓“盗贼”，睁一眼闭一眼地放过了幕后的地方豪强。
否则杀到最后，恐怕度田还没有成功，刘秀就已经先完成自杀了。
由此可见，度田这种事情还是越早越好。
先难后易，总好过先易后难。
至少在这次冀州度田风波中，除了中山甄氏魏哲并没有其他心腹卷入其中。
当然，魏哲也没有过河拆桥的意思。
虽然在土地上让中山甄氏吃亏了，但是却在其他地方补偿了。
继管氏之后，魏哲同样给予了甄氏官方海贸资格。
珠崖以南的海外诸岛虽然蛮荒，但是玳瑁、珍珠等奇珍异宝却数不胜数，已经渐渐成为江东沿海士族豪强的一大财货来源。
幽州水师近些年没少去那边客串海贼王。
这也倒是如今南海的奇珍海货除了江东之外，也渐渐成为了幽州的一大高端商品。
而魏哲之所以给甄氏这个资格，却不是甄荣有多么妖娆妩媚。
他只是想让麾下知道，只要跟着他魏公威就一定不会吃亏。
赏罚分明，威信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