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后，毕父曾经极度挣扎。最终，他说服司徒鸿将多出的利润投入到教育公益中，以此弥补道德上的亏欠。
“我们约定，这笔钱必须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但不能让外界知道资金来源。”毕父解释道，“司徒鸿当时说，既然要做善事，何必隐姓埋名。现在想来，他早就计划好要修改账目，为日后留下把柄。”
傅斯年敏锐地抓住了关键点：“也就是说，司徒鸿私自篡改了资金去向，而您一直以为这笔钱真的用在了助学项目上？”
毕父沉重地点头：“这些年来，我偶尔会在新闻上看到晨曦基金会的助学报道，一直以为那其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沈白婕若有所思：“但如果李老师保留的流水单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资金确实进入了助学项目，只是账面被刻意掩盖了。”
真相渐渐清晰：司徒鸿一方面对毕父谎称资金已用于公益，另一方面又篡改账目，制造资金被私吞的假象，为自己留下日后要挟的筹码。
然而，当他们仔细核对李心怡提供的证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些流水单只能证明资金流向了教育项目，但不能直接证明它与那笔土地交易有关。”傅斯年指出，“缺少直接关联的证据。”
毕晨皱眉：“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找到证据，证明进入助学项目的这笔钱，就是来自当年土地交易的多余利润？”
“不仅如此，”傅斯年补充道，“还需要证明司徒鸿明知资金最终用于公益，却故意篡改账目、制造假象。”
此时已是凌晨四点，距离向稽查组说明只剩下不到五小时。
沈白婕忽然想起什么，再次拨通了李心怡的电话：“老师，您当时审计时，有没有见过一份资金溯源说明？或者任何能将捐款与特定来源关联的文件？”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后李心怡说道：“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们需要的，但当时基金会的会计在辞职前，曾经给过我一个密封的信封，说是‘时间的礼物’。”
“信封里是什么？”沈白婕急切地问。
“我从未打开过。”李心怡回答，“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尊重客户的隐私。但既然事隔多年，且事关重大...我这就找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翻找的声音，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
二十分钟后，李心怡发来了快递单号——她已经叫了加急快递，将那个密封的信封送往毕氏集团。
“不管里面是什么，这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毕晨望着窗外的夜色，轻声说道。
等待的时间里，三人谁也没有说话。沈白婕继续梳理证据链，傅斯年准备法律说明文件，毕晨则陪着父亲，等待命运的裁决。
凌晨五点四十分，快递终于到了。
这是一个略显陈旧的大号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用火漆密封，上面印着“诚信”二字。收件人写着“未来的真相探寻者”。
沈白婕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手写的备忘录和几张照片。
备忘录上是这样写的：
“致未来的发现者：
作为一名会计，我无法违背职业道德做假账，但也不能违抗雇主的命令。于是，我选择保留真相，待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这笔资金确实来自毕氏实业的土地交易，经司徒鸿先生安排转入本基金会。毕老先生坚持要求用于助学，司徒先生则要求保密。我因拒绝篡改账目而被迫离职，但在离开前留下这份记录。
愿真相永不埋没。”
照片则是当时的一些工作照，其中一张清晰地显示了毕父、司徒鸿和基金会负责人在签署协议的场景。
证据链，终于完整了。
上午九点，稽查组的会议室内。
沈白婕、毕晨和傅斯年带着全部证据，开始了他们的说明。
当最后一份证据——那位会计留下的备忘录被展示出来时，稽查组组长的表情从严肃转为惊讶。
“也就是说，这笔看似违规的资金，最终实际上流入了公益事业？而司徒鸿刻意掩盖了这一事实？”组长总结道。
“正是如此。”傅斯年沉稳回应，“这不仅证明了我的当事人没有中饱私囊，反而显示出他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至于账目问题，完全是司徒鸿个人的行为。”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后，稽查组组长单独留下毕晨，对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在多年的稽查工作中，我见过太多企业在危机中选择捷径。像你父亲这样，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努力守住底线的人，值得尊敬。”
走出稽查组办公室，阳光正好洒在三人身上。
毕晨拿出手机，看到数十个未接来电——全部来自司徒鸿。
“看来，他已经得到消息了。”毕晨将手机展示给沈白婕看。
沈白婕微微一笑：“现在，主动权回到我们手中了。”
但他们都知道，这场战役还远未结束。证明资金的最终去向只是第一步，如何应对司徒鸿的下一步行动，才是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