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废弃厂房、四十八小时内只给喝水不给食物、被三次殴打、最后被贺英亲自用一把生锈的剪钳剪断右手食指和中指的全部过程。
文章里有一段黄罗拔的原话：“他剪断我手指的时候说，‘这就是跟我贺英作对的下场。在港岛，我有怡和撑腰，你告到哪里都没用。’”
这句话是赵振国让安德森加进去的，他知道怡和最怕这种话。
果然，报纸上市不到两个小时，怡和集团发布紧急声明：贺英被暂停一切职务，其个人行为与怡和无关。
赵振国在村屋里看到声明，嘴角微微上扬。
安德森走进来：“贺英今天上午试图从启德机场离境，被入境处拦下。警方已对他发出限制离境令，护照被扣。”
——
贺英被困在港岛的第五天，他的律师打来电话：
“贺生，怡和法务部要对您提起民事诉讼，索赔商誉损失，初步估算一千两百万港币。”
贺英把电话摔了。
第二天，他在中环的半山公寓被法院冻结，ICAC怀疑是犯罪所得。同一天，他在狮城的离岸账户也被冻结。
贺英坐在太古城那套租来的公寓里，翻着钱包里那些变成废塑料的信用卡，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他在怡和干了十二年，攒下的数千万身家，像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没了。
两天后的深夜，贺英从便利店买烟出来，拐进一条暗巷。
三个戴着头套的男人突然出现，把他按在地上，拳头和皮鞋雨点般落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亮身份。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三人消失在夜色中。
贺英躺在垃圾堆旁，鼻梁断了，肋骨裂了两根，嘴角淌着血。
他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是谁？
他报了警，却发现，报警了也没有用。
——
贺英发现自己真正一无所有的那个下午，是他打电话给妻子林婉芝的时候。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起来，那头是岳母的声音，冷得像冰窖里的铁。
“婉芝不在。你不要再打来了。她要跟你离婚，孩子她带走。”电话挂断了。
贺英握着话筒，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许久没有动。
他想起女儿的脸，那个三岁的小女孩，每次他回家都会跑过来抱住他的腿。
现在，他连女儿的面都见不到了。
贺英蹲下来，双手捂住脸，发出一种压抑的、野兽般的低吼。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贺英的通讯录上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变成了“忙”、“在开会”、“你打错了”。
贺英用了三天时间，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最后发现，整个港岛商界，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说话。
而他的父亲，因为急火攻心，被送进医院，中风了。
他终于体会到黄罗拔当初被砍手指时的感受，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独。
他一个人坐在公寓里，外卖盒堆了一地，衣服好几天没换，胡子也没刮。
他不敢出门，因为楼下随时有记者蹲守。这种孤独，比坐牢还难受。
而这，才是赵振国报复的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