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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3章 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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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半钱半粮,便是1080粮食,外加864万钱(粮价石八千钱)。

    即便是取高皇帝年间,长期稳定的粮价:千钱每石;

    一位中二千石级别的当朝九卿,其年收入也高达108万钱,外加同等价值的粮食。

    二百多万钱,也很可以了。

    就连最底层的百石小吏,年俸禄总价值,也高达足足十万钱——年收入就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如此丰厚的俸禄,自然没有多少官员愿意为了那仨瓜俩枣,就舍弃自己的名声,搞贪污腐败了。

    可以说,高皇帝年间,汉家由上而下、由内而外,无论官府、官方,还是百姓民众,都穷。

    唯独当官的,和封了国的彻侯不穷。

    ——朝中九卿好几百万、百石小吏也有十万钱的高工资,想穷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反观现在,天子刘荣在朝。

    同样的‘丞相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同样实际俸禄2160石的九卿中二千石们,其年收入,却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丞相来说:还是那两千石粮食,外加价值两千石粮食的钱。

    可粮价,却已经从高皇帝年间的千钱,乃至八千钱每石,跳水跳到了今年开春,主爵都尉官粮司对外报价的:粟三十五钱一石,麦五十二钱一石。

    官员俸禄,从来都是按照粟来计价的。

    也就是说,现如今,汉家的丞相俸禄,已经来到了七万钱,外加价值七万钱的粮食——总共十四万钱的水平线。

    十四万钱!

    丞相!

    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半,每年只有七万多,不到八万钱!

    百石级别,更是只有3500钱的年收入……

    3500千,在如今汉室够干什么?

    ——最普通的粗抹布,价格都是11钱一尺!

    封建过节,想给老婆孩子、老母亲扯两匹布,各置办一身新衣裳,没个几百上千钱,根本就下不来!

    这还是最普通、最廉价的粗抹布!

    好歹也是百石的官,而不是无秩的吏,总不能真让妻儿老小,穿粗麻以上吧?

    但凡穿的稍微精细点,一年的收入便全砸进去了!

    再比如,逢年过节,三不五时沾点荤腥。

    去了市场一问:一只鸡百八十钱,还不能是下蛋母鸡,得是已经不下蛋的老母鸡。

    一顿稍微像样点的肉食,一家人就得吃掉几百钱。

    百石级别的官员,年收入才能让家人吃十几顿肉食!

    甚至于,哪怕不算其他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只算口粮,顿顿吃粥!

    一百石粮食,也不过是四名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

    官员自己,外加妻子、儿女,但凡人数超过五、六人,一年的俸禄,便是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支撑不了!

    如此低微的俸禄,如何不贪?

    不贪就要饿死、穷死了,又怎能不贪?

    就算是礼绝百僚的丞相,年收入也才不过十几万钱而已。

    十万钱,又是个什么概念?

    ——用太宗孝文皇帝的说法,十万钱,便是一户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

    对农户百姓而言,十万钱,可以在长安附近买上三五亩田,为子孙置备下一份祖产;

    亦或者,可以在关中偏远一些的地方购买十几二十亩田,让某一个儿子从此拥有立身之本。

    但对丞相来说,十万钱真的多吗?

    功侯二世祖们只想说:十万钱,不过十金而已,别说买匹良驹了,连个像样点的异族女奴都买不到!

    过去这些年,‘当官的不指望俸禄过活’,也早已成为朝堂内外的共识。

    ——有彻侯封国的,就靠封国产出的租税。

    哪怕只有千户食邑,租税收入每年也能有上万石粮食。

    丞相实俸四千石,这一万石粮食的封国租税,便是丞相俸禄的二点五倍!

    至于丞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是动辄三五千户的彻侯食邑,封国租税往往是俸禄的十倍不止;

    作为丞相,又有谁会在乎那二千石粟米、十万枚铜钱?

    明白此件种种,再来看如今汉室贪污、受贿蔚然成风,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家的丞相,只有一个。

    即便是在刘荣改革公卿官吏体制之后,汉家也仍旧只有丞相、大司马二人,食禄万石,实俸四千石。

    那么,那些不是丞相、不是大司马的人怎么办?

    尤其是那些占据绝大多数的‘百石小官’,每年拿着区区3500钱的俸禄,又该如何是好?

    只能贪。

    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上下其手,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毕竟你没法指望一名百石级别的官员,能拥有几百户彻侯食邑,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封国租税。

    毫不夸张的说:如今汉室所面临的状况,和千百年后,日月王朝洪武年间的情形,可谓是如出一辙。

    ——除非本身就家财万贯,否则,只要做了官,就必须贪!

    ——剥皮实草也得贪!

    ——不贪就活不下去!

    类似的例子,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屡见不鲜。

    先是太宗孝文皇帝年间的廷尉张释之,其早年,因为商籍出身而不得重用,在尚书台做了十几年郎官,负责整理文档,蹉跎时光。

    在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重用之前,张释之更是已经萌生出了辞官返乡的想法。

    至于原因,张释之给出的理由是:久宦减仲产。

    ——做官做久了,导致兄长的产业,都因为我在长安做官而缩水。

    而当时,张释之是六百石级别的郎官。

    按照当时的粮价,张释之一年的收入,也起码有个四万钱。

    而张释之的兄长,却是身家数百上千万的大商人。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商人,因为支持弟弟张释之在长安做官,便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资产大幅缩水。

    四万钱的年收入,非但没能让张释之积攒下余财,甚至还差点把哥哥的家产败了个精光。

    如果不是得到袁盎举荐,并为太宗皇帝众人,最终官至廷尉、列汉九卿,只怕张释之的家族,还真就要‘一人做官,全家返贫’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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