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的评价也被西方派和激进派奉为圭臬，奥地利帝国的评价必然是直线下降。
至于俄国的斯拉夫派反抗性本就不那么强，再加上俄国这些年来不断取得胜利，他们反而是比较支持俄国政府的那一批人，不过这也妨碍他们反对农奴制。
实际上斯拉夫派在研究了奥地利帝国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问题，那就是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也不少。
哪里是西罗马帝国，明明就是西斯拉夫。
不过斯拉夫派的这个说法两边都不讨好，俄国人觉得他们是叛徒，奥地利人觉得他们侮辱自己。
所以维也纳对于那些反对俄国的政治流亡者们真就是毫无吸引力可言。
奥地利帝国的情报机构一直都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反制手段，反倒是弗兰茨直接指出了车臣和巴尔干，以及波兰。
弗兰茨并不反对秘密活动，不过他觉得尼古拉一世和奥尔加还活着双方便走不到真正撕破脸那一步。
尼古拉一世可能是个暴君，可能是个屠夫，但他确实很重视家庭，是一个虔诚的人相信所谓的天命和承诺。
而且最主要的是尼古拉一世此时根本没心情管波西米亚的事情，他还在研究怎么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去。
尼古拉一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还于旧都，但俄国内部支持这样做的人却并不多。
第三罗马的光荣与梦想感动不了俄国高层，但让政治中心南移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明明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俄国的君臣之间却越发显得离心离德。
当然之所以会搞成这个样子，尼古拉一世所做肯定不是只那一件。
尼古拉一世喜欢军事、喜欢士兵、喜欢和军队有关的一切并不是什么秘密。
纵兵劫掠、纵兵行凶的事情他没少做，尤其是在《君士坦丁条约》签订之后，尼古拉一世为了永绝后患派兵在君士坦丁堡内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清除行动。
本来按照俄国军队规矩这些缴获都属于政府和皇帝本人，通常来说五成以上会落入元帅个人的腰包之中，指挥部队的将军拿三成，剩下一成半归校官，一成归尉官，最后半成留给士兵。
不过士兵们可以多得一些均需物资，其中哥萨克骑兵就经常将马匹卖掉换酒喝算是一部分灰色地带。
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规定或者可以将其归结为传统。
但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尼古拉一世显然膨胀了，他直接下令将所有缴获赏赐给士兵。
这让之前贷款给缅什科夫亲王的银行一夜之间倒闭，军官们也极为愤怒。
虽然他们也拿不到了不少好处，但那些士兵们手中的东西本来都该属于他们才对。
被泥腿子们抢了财物让贵族出身的军官们感觉被侮辱了，什么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利益面前显得那么单薄。
可偏偏尼古拉一世在理论上真有这个权力，俄军的一切缴获归属国家，但朕即国家。
本来那些士兵们待在军队里军官们有的是方法将那些财物弄到手。
然而尼古拉一世又下令免除那些身负军功的士兵的农奴身份。
这一下他不但得罪了文官和武官集团，就连那些贵族也无法接受。
如此大规模的废除农奴制可比之前亚历山大一世在波罗的海三国做的过分多了。
更要命的是有人想劝尼古拉一世说免除士兵的农奴身份，他就没法和自己身为农奴的家人相处，这样会破坏家庭和谐。
尼古拉一世一拍脑袋。
“这简单！把他们都免了不就好了？”
其实尼古拉一世并不是要废除农奴制，恰恰相反他是农奴制最坚定的支持者。
尼古拉一世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是君士坦丁堡被俄国人祸害过之后奥斯曼人被赶尽杀绝，希腊人被驱逐，只剩下一群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奸商。
（此时亚美尼亚人在欧洲人的刻板印象中就是东方犹太人。而且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将其视为异端。
更是俄国人口中的劣等民族。）
尼古拉一世一看俄国勇士浴血奋战夺回的首都怎么能让这群家伙鸠占鹊巢呢？
可国内的那些人不想来怎么办？
他灵机一动，这不就有现成的吗？
我的军队又忠诚又能打，还是纯种的俄罗斯人。
什么？他们还有家人？
那太好了！正好直接落户！
尼古拉一世一心想要重建他的东罗马帝国，但俄国高层可无法接受。
解放农奴动摇国本就算了，尼古拉一世如果真把那些有军功的士兵给解放了。
那他们可就成了尼古拉一世的私兵了，无论沙皇想干什么他们都会绝对支持。
再加上尼古拉一世要迁都，俄国高层不得不考虑沙皇想要卸磨杀驴的可能，毕竟也不是没有沙皇这样做过。
尼古拉一世是沙皇，一旦他另起炉灶，那原本的旧势力就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由己及人，他们必须阻止尼古拉一世。于是乎俄国高层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搞得沙皇事事不顺心。
最终十万户的大赦变成仅仅授予五百户自由的权利，直接缩水到了原计划的千分之五。
尼古拉一世自然是十分不爽，为了迁都的事情他多次往返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中间感染伤寒，还遭到过数次袭击几乎丢掉了半条命。
而那些大臣们对他却毫不关心，所以尼古拉一世对于此时俄国高层所谓的好机会，他只有一个评价。
“一群神经病。谁再破坏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我就把他剥光了送到维也纳去。
据说弗兰茨很喜欢养鱼，到时候他说不定会把那些多嘴多舌的家伙做成鱼饲料。”
其实尼古拉一世也是很开心的，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赶上热乎的新闻，不像之前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传到俄国都已经基本结束。
英国方面则是有些力不从心，波西米亚方面的叛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英国此时却无力顾及其他。
帕麦斯顿却深知一个国家不能只看脚下，必须着眼全局、着眼未来，只可惜他还没争取到一个辩论的机会叛乱就已经被镇压。